愛因斯坦傳(73)_學達書庫

七三

　　1942年春天，愛因斯坦寫信給自己的醫生朋友漢斯·繆紮姆，說：「我成了孤獨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為出門不穿襪子。但是，我比過去更加狂熱地工作，滿懷希望想解決我的老問題，即統一物理場的問題。這就好像是一艘飛艇，你坐在上面想入非非，但卻不能明晰地想像出怎樣著陸……也許能活到好時光來臨並在霎時間看見某種類似樂土的東西……」

　　2年之後，愛因斯坦又給繆紮姆寫信說：「也許，我命中註定還要知道我是否有權相信自己的方程。這只不過是一種希望，因為每一個方案都牽涉巨大的數學難題。儘管良心受到譴責並有良好願望，但我好久都沒給您寫信了，因為數學上的煩惱使我備受煎熬而我又不能擺脫，我現在任何地方都不去，我要珍惜時間，直到把一切束之高閣。您瞧，我變成了一個守財奴。在清醒的時刻，我意識到，這種對時間的吝嗇是病態的和愚蠢的。」

　　1953年，愛因斯坦在為他74歲誕辰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過：「廣義相對論剛一完成，也就是在1916年，出現了一個內容如下的新問題。廣義相對論極其自然地得出了引力場論，但是未能找到任何一種場的相對論性理論。從那時以來，我盡力尋找引力定律的最自然的相對論性概括，希望這個概括性的定律將是一個場的普遍理論。在後來的年代裡，我成功地獲得了這一概括，弄清了問題的形式方面，找出了必需的方程。但是，數學上的困難不容許從這些方程中得出可以同觀察對比的結論。在我有生之年，完成這件事希望甚微。」

　　對自己獲得的結果的這種說明，愛因斯坦重複過不止一次——直到臨終前幾天，當時他已經意識到死期將至並確信，自己的理論將保持其未完成性，數學理論上的正確性保證不了物理學的單值性。

　　但是，愛因斯坦懂得，問題不僅在於接踵而來的物理理論的數學加工、數學困難的克服，以及獲得場方程的數量上的解。對愛因斯坦來說，理論如果不包含可以同觀察相對應的物理概念，就無權叫做物理理論。

　　這種思想是同對微觀世界理論的這種或那種態度緊密相聯的。愛因斯坦認為，統一場論可以從非統計的（不是支配幾率，而是支配事實本身的）、更深刻的和更普遍的存在規律中推導出微觀世界的量子統計規律性。尤其是還可以清除從量子力學發展中生產出來的物理學中的某些實證論傾向。早在1938年，愛因斯坦寫信給索洛文說：「我正在幾個年輕人的支持下搞一個饒有興趣的理論，我希望它有助於克服對幾率的現代迷信和對物理學中的實在概念的疏遠態度……」

　　12年後，愛因斯坦在給索洛文的信裡承認，統一場論還不能得到驗證，因為數學上的困難不容許賦予它以單值的評價的形式。一般的、哲學的和邏輯的論據說服不了物理學家們。

　　「統一場論現在已經完成……雖然我付出了全部心血，還是不能用任何辦法去驗證它。這種狀況將長年累月地持續下去，何況物理學家們不理會邏輯的和哲學的論據。」

　　英費爾德的回憶錄為我們展現出普林斯頓時期愛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

　　1936年，英費爾德在波蘭裡沃夫斯基大學任副教授。當時，法西斯烏雲已籠罩波蘭，英費爾德感到再也不可能呆在波蘭大學裡了。他給愛因斯坦寫了封信，並很快收到了普林斯頓研究院的邀請書。研究院給英費爾德提供了一小筆獎學金，以便他能在愛因斯坦指導下從事理論物理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普林斯頓，馬上就去敲範氏堂209號的房門。那時，數學和理論物理研究所就設在那裡。一進門，英費爾德就覺得，愛因斯坦異常蒼老——他們第一次見面已過去16個年頭了。

　　然而，愛因斯坦炯炯有神、充滿智慧的目光卻讓英費爾德終生難忘。迅利的作風也使英費爾德感到驚異，因為愛因斯坦閃電般立即就向他說了自己今後工作的打算。他沒問英費爾德什麼時候到的，怎麼來的等等。但這裡絲毫沒有書呆子的冷漠。英費爾德理解這一點，不只是由於愛因斯坦以極大熱忱幫助了處於困境的他，親切談話的魅力這一次又感染了英費爾德。但是，愛因斯坦的心已被「超個人的」問題吸引住了。

　　愛因斯坦開始講述他對建立統一場論所作的種種嘗試的結果。這時，勒維·契維塔——被愛因斯坦用於廣義相對論的數學方法的創立者之一——走進屋裡。勒維·契維塔當時年近60。這位瘦小體衰的意大利數學家拒絕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權，並在普林斯頓找到了一個避難處。勒維·契維塔剛一進屋就想馬上離去，以免打擾愛因斯坦同英費爾德的談話。但愛因斯坦請他留下來一起談。愛因斯坦扼要地講述了剛才談的內容，英費爾德細聽勒維·契維塔的意大利英語，難以忍住發笑，這種英語能被聽懂是因為它一半是由公式組成的。愛因斯坦的英語也掌握得不好，但畢竟比契維塔強多了，加之從容、緩慢的風格，富有表情的語調，內容的連貫性和簡潔明晰，都使他的語言保持了說母語時的魅力。

　　英費爾德回憶說：「當他們指著黑板上的公式，自以為在講英語時，我仔細地觀察從容沉著的愛因斯坦和那位使勁做手勢的又瘦又小的勒維·契維塔。這樣的場面，加上愛因斯坦不時提一提褲子（沒系腰帶和吊帶）的那副模樣是如此之妙，如此滑稽，以至我大概永遠也不會忘記。我盡力忍住不發笑，暗示自己：

　　我想：『你和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學家談話和討論物理學問題，因為他沒系吊帶，你卻在笑。』這樣的暗示起了作用，於是在愛因斯坦開始講他最近尚未發表的關於引力波的著作的一瞬間，我忍住了笑。」

　　英費爾德看到的這一有趣的場面，對愛因斯坦的傳記來說是很有意思的。愛因斯坦的傳記不可能是日常事件的實錄和生活細節的清單；但也不可能是刻板的公式。純個人的細節強調了貫穿在愛因斯坦生活中那種脫離日常生活的傾向。不肯系吊帶也許是滑稽的，但不能說是可笑的。它令人感動，而且如果引人發笑的話，那麼它同時會使人想起愛因斯坦的精神生活，他為了精神生活甚至犧牲了個人的儀錶。

　　後來，當一個熟人問英費爾德：愛因斯坦為什麼不理髮，穿一件不可思議的上衣，不穿襪子，不系吊帶、腰帶和領帶的時候，英費爾德用愛因斯坦想擺脫日常操心事來解釋：「答案是簡單的，它也可以從愛因斯坦的孤獨、從他渴望減少同外部世界的聯繫中容易得出。在把自己的需要減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時，他力求擴大自己的獨立性、自己的自由。須知，我們乃是萬事萬物的奴隸，而且我們的奴隸依賴性愈來愈增長。我們是洗澡間的奴隸，自動鉛筆的奴隸，自動打火的奴隸，電話的奴隸，無線電的奴隸，如此等等。愛因斯坦決心把這種依賴性減少到最低限度。長髮使他免除了經常找理髮師的必要性，不穿襪子可以將就，一件皮夾克可以在許多年內解決上衣問題，沒有吊帶確實就像沒有襯衫和睡衣一樣過得去。愛因斯坦實現了最低限度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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