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傳(71)_學達書庫

七一

　　愛因斯坦繼續過著像從前那樣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頓用紅色磚塊建造的房子之間的林蔭道上散步，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國。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研究統一場論的數學工具。但愛因斯坦變化很大。有一次，還在普林斯頓，艾爾莎就說過：「由於受內心渴望與外部作用的支配，我們全部與年俱變……相反，阿爾伯特卻猶如童年時一樣。」但實際上，愛因斯坦在30年代初已喪失了往昔的生活樂趣，而現在，艾爾莎死後，他更時常流露出孤獨感和憂傷感。

　　這種感情在40年代更增加了，愛因斯坦在致朋友們祝賀他1949年3月70誕辰的回信中，充滿了這種感情。當時，他做了胃部大手術後剛康復。幸好，手術引起了各種疑慮沒被證實，但是他長期都很虛弱。愛因斯坦的身體狀況並不妨礙他慣常的幽默、誠懇、對周圍事物以及首先是全力以赴地研究統一場論的具體問題的興趣，但總的情緒是憂鬱的。

　　1949年3月底，愛因斯坦在回復索洛文對他的賀信時說：「您那由衷的來信使我十分感動，同由於這件令人煩心的事寄給我的無數別人的來信相比，您的信完全不同。您以為我心滿意足地回顧著我一生的勞作。靠近看卻不然。沒有任何一個概念其穩定性是我深信不移的。一般說來，我並沒肯定我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當代人認為我是一個邪教徒，同時又是一個反動分子，真是活得太長了。當然，這是一種時髦和短見而已，但確有一種不滿情緒從我內心不斷滋長。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一個人有批判的頭腦並且是誠實的，而幽默和謙虛將不管外界的影響經常製造一種平衡……」

　　上述信件，既可以說明在寫成它的瞬間愛因斯坦的情緒，又可以說明思想家整個一生中內心和創作的一般特點。主要一點是：對研究統一場論的結果不滿，但同時，這封信也說明了愛因斯坦的全部創作道路。愛因斯坦不僅同那一勞永逸地闡明絕對真理的先知的模樣相距甚遠，甚至他的科學思想的內容本身就排除了它們的絕對化。批判的頭腦、誠實、謙虛和幽默——所有這些反教條主義的力量與這一內容是相吻合的。因此，在這個普遍重新評價價值的時代，愛因斯坦的理論所引起的共鳴才如此廣泛。

　　但是，對價值的重新評價並不意味著拋棄價值，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主義，它本身也是相對的，批判的頭腦、謙虛、幽默不會導致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似的否定。真正反教條主義的思想不會使否定本身教條化，它創造著永恆的價值，不是靜止不動意義上的永恆，而是在變化著的形式中守恆意義上的永恆。

　　愛因斯坦的這個總的立場就其本質是高度樂觀主義的，但站在這立場上不可避免地產生動搖、懷疑、不信任——一切把活生生的、探索的思想與刻板公式區別開來的東西。愛因斯坦欣賞的是單值的和清晰的反映世界。他理解世界圖像中的中間色和半陰影，但不是它們，而是精確的畫圖給他以最大限度的滿足。當半陰影闖入畫面的時候，畫圖就不再是可信的、單值的和精確的了，這就使他不滿。相對論的精確畫圖和量子力學的半陰影之間的衝突的心理方面就在於此。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愛因斯坦由於一再失去親人，心理上的張力鬆馳下來。他們使他回憶起早在30年代去世的朋友們和戰友們。愛因斯坦這時常常追憶起1933年自殺而死的埃倫費斯特。愛因斯坦堅持認為，埃倫費斯特的自殺在某種程度上乃是兩代人的科學興趣之間的衝突的結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學向科學家提出的問題和科學家能夠找到的答案之間的衝突的結果。埃倫費斯特自殺的直接原因純系私人性質，但更深刻的原因卻在於科學家的悲劇性的不滿足。

　　與埃倫費斯特相比，愛因斯坦是樂觀的。科學的要求——建立統一場論——和單值的、清晰的答案的可能性之間的脫節並沒造成像任務和解決之間的脫節在洛倫茲、尤其在埃倫費斯特身上那樣的悲劇。愛因斯坦的樂觀主義是深刻有機的。它是同堅信世界的和諧與可知性相聯繫的。在1916年建立相對論所克服的困難，和建立統一場論的更加艱巨的而且是沒有克服的困難，給愛因斯坦帶來了不少痛苦的感受，但是他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科學的道路無論多麼複雜、紊亂，它們終將達到與存在之實際和諧相符的認識。

　　愛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像一個平靜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動的不只是漣漪的鱗波，而且還有洶湧的駭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處，潛藏著尚未被任何風暴掀起的深流。這些風暴曾有過，愛因斯坦不可能是永遠安祥的天使，就像人們有時把歌德看作是天使那樣。當愛因斯坦寫下在建立統一場論中碰見的「數學煩惱」和在不可能使統一場論達到可以同觀察進行比較的程度的時候，這不僅是緊張的思索，而且是意識到了的問題，然而又是找不到答案的真正的思想煩惱。

　　在普林斯頓時期，愛因斯坦一再回憶起埃倫費斯特悲劇的原因就在於此，並且常常和人談起埃倫費斯特的事。有人回憶說：「他懷著激動而寬容的感情說起這件事，因為他自己的也感受過類似的衝突。在同現代思想相聯繫的幸福年代裡形成的悲劇，現在愈來愈突出了。這不是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其中一代人代表大膽的思想，而另一代人維護舊的東西，像一塊被捨棄在道路邊上的靜止不動的石頭。愛因斯坦的悲劇是這樣一個人的悲劇，他不顧年邁體衰走著自己的愈來愈荒僻的路，在這期間幾乎所有的朋友和青年都聲稱這條路是不會有結果的，並且是行不通的。」

　　正是這種感覺使愛因斯坦追憶起已故的友人們。其中也包括居里夫人，在她逝世以後，愛因斯坦曾寫道，她的道德面貌也許比發現鐳對科學的影響更大。愛因斯坦說：「領袖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質對於當代和歷史進程來說，也許比單純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義。即使後者，它們取決於偉大的品格，也遠遠超出了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

　　對已故的友人和對他們的精神上的悲劇的回憶，喚起的不只是安詳平靜的憂傷。這些精神上的悲劇是高度的道德純潔性、對真理毫不動搖的忠實、對人們的同情的證明，這些品質令人對科學和人類社會的未來充滿信心。居里夫人屬那樣一種人，他們在自己周圍似乎形成了一個力場，它把周圍的人們都引到共同的思想興趣上。

　　「我有一種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毫無波折的友誼。我對她的人格的偉大愈來愈感到欽佩。她的堅強，她的意向的純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時候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公僕；她極端謙虛，從不自滿。人類社會的嚴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總是抑鬱的。這就使她具有那樣嚴肅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發生誤解。她的這種嚴肅的外貌是無法用人為的努力來緩減的。」

　　現在，過了若干年，科學殉職者的名單上又增添了一個名字——同樣崇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徵：1947年初，愛因斯坦獲悉朗之萬逝世。

　　愛因斯坦寫信給索洛文說：「他是我最親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聖潔而且才華出眾。」

　　也是在這幾年中，愛因斯坦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瑪婭慢慢地衰逝。

　　瑪婭長得極像愛因斯坦。她於1939年從佛羅倫薩來到了普林斯頓。瑪婭同她的丈夫曾住在佛羅倫薩，為躲避法西斯迫害，瑪婭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決定去看哥哥。

　　在普林斯頓，人們驚奇的是，兄妹二人不僅容貌相像，而且說話的語氣、面部的表情，甚至說話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時是懷疑的態度」——都驚人的相像。

　　1947年，愛因斯坦寫信給索洛文說：「我妹妹主觀上自我感覺良好，但是已經處於下坡路上，這是一條把她帶到不可複歸的地方去的路。」

　　在隨後的一些信件中，愛因斯坦敘述了瑪婭惡化了的健康狀況。他在她的病塌前度過了許多時光，他讀書給她聽，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1951年夏，愛因斯坦的妹妹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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