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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愛因斯坦與法國大作家、反戰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早就有書信往來。1915年3月22日,愛因斯坦從柏林寫信給當時住在瑞士的羅曼·羅蘭:「通過報紙,並且通過我同那堅貞不渝的『新祖國同盟』的聯繫,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為消除法德兩國人民之間可悲的隔閡而獻身。我熱誠地向您表達我的深切的欽佩和敬意。但願您的光輝範例會激勵別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們放棄那些難以理解的妄想,這種妄想像惡性瘟疫一樣,使那些在別的方面是聰明、能幹而敏感的人也受到傳染。

  「當我們後代子孫講到歐洲的成就時,難道我們能讓他們說,三個世紀文化上的艱辛努力,只不過是使我們從宗教走向民族主義的瘋狂,而沒有再前進一步嗎?在雙方的交戰集團裡,今天甚至連學者們的所作所為也都好像是在八個月前突然失去了頭腦一樣。

  「如果由於我現在的住所,或者由於我同德國國內外科學家的聯繫,你認為我能為你效勞,那麼我將盡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交戰雙方的國度裡,各自站出一個懷著人類良知的偉大的反戰勇士,這大概就是人類的希望。

  1915年秋,愛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們,便從柏林來到瑞士。他在蘇黎世的朋友贊格爾陪同下拜訪了那時住在瑞士斐維的羅曼·羅蘭。這次會晤使愛因斯坦瞭解到,在所有的交戰國中都有反戰團體。同羅蘭的談話不僅使愛因斯坦受到極大鼓舞,他覺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義暴行的國際友好團體的一名戰士了,而不再是一個孤獨無援的呐喊者。

  同樣,愛因斯坦也給羅曼·羅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午飯後我們總是坐在旅館的涼臺上。前面是花園,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鮮花盛開的常青藤上來回飛舞。愛因斯坦還年輕,身材不高,臉盤大而長。頭髮濃密,略微有點捲曲,乾燥,黝黑,夾雜著少許銀絲。高高的前額,嘴很小,鼻子略肥大,雙唇豐滿。小鬍子剪得短短的,雙頰圓潤。他說法語,有困難時,常常夾著一些德國話。愛因斯坦活潑,愛笑。他偶爾用幽默的方式來講述最深刻的思想。愛因斯坦自由地發表對德國——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國——的看法。任何別的德國人決不會這樣自由地講話。在這可怕的一年裡,每一個處在他這樣地位的人都會由於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愛因斯坦卻不,他經常笑。

  他找到了繼續進行科學活動的辦法。這裡說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對論;我對這個理論沒有什麼概念,而愛因斯坦卻提都沒有提到它。不過,贊格爾湊到我的耳邊說:『這是牛頓時代以來科學中最偉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問愛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見解告訴德國朋友們。他回答說,他避免此事;他願意採用蘇格拉底式的方法,即提出一連串有邏輯聯繫的問題使交談者思想上震動。『不過人們並不怎麼喜歡這個』。——愛因斯坦補充說。」

  兩位思想家的思想交匯了,融合了。他們談的是理想,是和平,是各國人民攜起手來,建設新的生活。但他們的聲音太微弱了,淹沒在萊茵河兩岸民族瘋狂的叫駡聲中,淹沒在戰線兩側的隆隆炮火聲中。

  可理性的聲音,總會在歷史夜空中永恆地穿行下去。總有一天,歐洲和全世界都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這次會晤同樣給愛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1926年,為慶祝羅曼·羅蘭的60歲生日,蘇聯文學家高爾基、奧地利文學家茲伐格和法國文學家杜阿梅耳發起編集一個祝賀文集《友誼之書》,愛因斯坦應邀寫了一封賀信。信中內容就是對1915年會晤的回憶:「我只親眼見過您一面:那時歐洲危機的最初衝擊還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備受折磨的群眾中間,您像一個孤獨的幻想家,他們由於您不能給他們帶來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從來不滿於把您那罕見的創造才能只用于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熱望幫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難的人。

  「粗魯的群眾被邪惡的激情驅使著,這種激情支配了他們,也支配了代表他們的政府。他們狂言譫語,但結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慘。總而言之,他們似乎沒有經歷過內心的衝突就造成了全部的這種苦難。至於那些不帶群眾淺薄粗魯情緒的,和不受這種情緒影響而信守著兄弟友愛理想的少數人,他們所面臨的情況就更加困難。他們會被自己的同胞所摒棄,並且會受到像麻瘋病人那樣的迫害。除非他們以一種違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膽怯地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感情隱蔽起來。您,可敬的大師,卻沒有保持沉默。您起來戰鬥,忍受著痛苦,並且支持那些在苦難中的人們,您是偉大的精神鼓舞者。

  「在這個使我們歐洲人深深感到羞恥的年代,甚至連有高尚思想的人也會被野蠻情緒所俘虜,這已經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裡,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鋪裡發揚得更好。

  「可是有一個集體,您是其中最有聲望的傑出人物之一。這是這樣一些人的集體,他們對於仇恨這種疫病都具有免疫力,他們企圖消除戰爭,並以此作為走向人類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們自己特殊國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來,他們認為這個任務重要得無可比擬。」

  這封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愛因斯坦心靈上投下了深重的陰影。他敬佩羅曼·羅蘭的正直、良知與勇氣,這些都導致愛因斯坦在二戰期間傑出的社會活動。一個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總會關切注視著人類生存的環境。

  1915—1918年期間,理論物理學教授玻恩也在柏林,他同愛因斯坦過從甚密,有一段時間天天見面。他在《回憶愛因斯坦》一文中,有幾段關於這個時期的重要描述:

  「當時,已經形成了反對他、還是擁護他的派別。他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可是,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的觀點明確,認為訴諸武力是毫無意義的,他也不相信有什麼德意志的勝利。戰爭將結束時,德國某些重要人士,其中有歷史學家德爾布呂克、國內經濟學家布倫塔諾和愛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經常舉辦晚會,還邀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出席。主要討論大本營提出的勢必招致美國參戰的無休止的潛艇戰問題。愛因斯坦說服我參加這些聚會,而我當時還是軍官,理應不參加。在他們中間,我是最年輕的一個,從來緘默不言。愛因斯坦卻常常講話,他的態度是那樣鎮定自若,言吐又是那樣的清晰感人,像是在論述理論物理問題。」

  有時,愛因斯坦還與國外反戰戰士會晤,絲毫不理會德國好戰分子對他施加的種種精神壓力。在愛因斯坦所在的科學院中,沙文主義的狂熱情緒也越來越濃厚。一批物理學家竟公開發表一封信,信中規勸人們在科學研究中不要引用英國學者的著述,並以德國科學遠比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膚淺理論深奧而自詡。

  對此,愛因斯坦不屑一顧,他仍然大聲疾呼著:「戰爭對國際合作的發展是最可怕的障礙,尤其在於它對文化的影響。戰爭破壞了知識分子從事創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條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輕力壯,他的能力就會被束縛在破壞性的戰爭機器上,而年紀大的人也會陷進仇恨和失望的氣氛之中。而且,戰爭導致國家貧困,導致長期的經濟蕭條。所以,凡是珍惜文化價值的人,就不會不成為和平主義者。」

  1917年秋天,對於俄國工人和農民革命的勝利,愛因斯坦表現出由衷的喜悅。他認為,這是馬克思學說在一個大國裡的一次成功嘗試。也是在社會平等基本原則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初次試驗。幾年後,他著文表達了對十月革命和俄國革命導師列寧的崇敬心意:「我崇敬列寧,因為他是一個為爭取實現社會平等而獻出自己一切的偉人。雖然我認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點應該肯定,像他這樣的偉人是人類良心的洗革人和捍衛者。」

  這些言詞真是絕無僅有的歷史文獻!當時,德國還沒有任何一位大自然科學家能像愛因斯坦這樣堅定而明確地崇敬列寧的高尚品德,讚揚十月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

  愛因斯坦雖然贊同列寧的社會和政治目的,但對達到這一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卻持保留態度。這是歐洲知識分子中人道主義的普遍立場,也是愛因斯坦對社會變革的「天真」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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