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53)_學達書庫

五三

　　猶太傳統的第二個特徵是高度尊重各種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我深信，猶太人對知識（就最廣泛意義來說）進步所作的貢獻，完全出於這種對理智努力的高度尊重。鑒於他們人數較少，而且在他們前進道路上經常受到來自一切方面的外界的許多阻礙，他們所作的貢獻之廣理應受到一切正直的人的讚揚。我深信，這不是什麼天賦獨厚，而是由於猶太人對理智成就的尊重，造成了一種氣氛，特別有利於發展可能存在的各種才幹。同時，他們還有一種強有力的批判精神，能防止對人間任何權威的盲目服從。

　　顯然，愛因斯坦把社會主義同猶太傳統聯在一起，把社會主義看作猶太傳統的體現，這就明顯地帶有空想社會主義成份，尤其突出地表現出他幻想階級調和，並且錯誤地把無產階級專政看成是少數人的獨裁。從而表現出他在社會歷史觀上的唯心色彩。儘管如此，他的社會主義觀有不少很有見地的思想觀點，他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和嚮往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愛因斯坦揭露了資本主義給人類造成的禍害。他在《給五千年後子孫的信》中說：「我們早已利用機器的力量橫渡海洋，並且利用機械力量可以使人類從各種辛苦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最後解放出來。」「但是，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卻完全是無組織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懼的陰影裡，生怕失業，遭受悲慘的貧困。」

　　1922年秋，愛因斯坦和艾爾莎來到馬賽，乘日本輪船出發去東方。他們穿過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倫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暫停留。在旅行日記中，愛因斯坦寫下了沿途所見所聞及感受。他記述了錫蘭的人力車夫，認為坐在軟綿綿的車墊上，就像坐在針氈上一樣難受。讓自己的同類像畜牲一樣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國王風度的乞丐」、擁擠不堪的貧民窟，都令愛因斯坦感觸萬分。在歐洲之外，貧窮的事實讓愛因斯坦的心靈震顫。

　　在上海，愛因斯坦雖然只停留3天，但租界的高樓大廈與上海老城的破破爛爛的木房子的對比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僕。他在日記裡寫道：

　　「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要求的低微。他們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認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5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但這對於一個想在全世界各處看到社會幸福、經濟公平、國際和平和階級和平的人，實在是一幅悲慘的圖像。」

　　「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僕。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係。他們是淳樸的勞動者，歐洲人所以欣賞他們的也正是這一點。」

　　愛因斯坦認為中國人民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都不如。

　　所有這一切貧困現象，愛因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裡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是這種禍害的真正根源」，而且私人資本壟斷「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因此，他指出，惟一的出路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愛因斯坦於1949年5月在美國進步刊物《每月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為什麼要社會主義》這篇系統闡述他對社會主義看法的重要文章。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他很有見地地說：「計劃經濟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可能伴隨著對個人的完全奴役。社會主義的建成，需要解決這樣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一政治問題：鑒於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怎樣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員變成權力無限和傲慢自負呢？怎樣能夠使個人的權利得到保障，同時對於行政權力能夠有一種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愛因斯坦雖然不是一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但他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予了支持和肯定。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他立即表示支持。1919年秋天，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聯合對蘇聯實行「饑餓封鎖」，愛因斯坦就領導德國知識分子發表抗議聲明。他後來回憶說：「我曾努力去瞭解俄國革命為什麼會成為一件必然的事。在當時俄國的一般情況下，我相信只有堅定的少數人承擔的革命才能夠取得勝利。一個關心人民幸福的俄國人，在當時存在著的條件下，自然會同這些少數人合作，並且順從他們，因為要不然，就不能達到這次革命的直接目標。對於一個獨立的人來說，這確實需要暫時地、苦痛地放棄他的個人自由。但我相信，作這種暫時的犧牲，我自己會認為是我的責任，會把它看作是害處較少的。」

　　在十月革命影響下，1918年11月德國工人和士兵起義，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統治。愛因斯坦熱烈歡呼這次革命。在革命勝利的第三天就給他在瑞士的母親寫了兩張洋溢著喜悅心情的明信片：「運動正以真正壯麗的形式發展著，這是可能想像到的最驚心動魄的經歷。」「能親身經受這樣一種經歷，是何等的榮幸！」「只有現在，我在這裡才開始感到心安理得。［戰爭的］失敗創造了奇跡。學術界把我看作是一個極端社會主義者。」這個時期，他參加過一些工人的討論會，並認為自己有責任去盡可能「把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溝通起來」。像他這樣熱情地對待俄國十月革命和德國十一月革命，在當時西方著名科學家中間是少見的。

　　20年代初以後，他與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學家蔡特金、豪夫曼、科爾維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維克共同簽署了許多有關政治和人道主義的宣言和聲明。1923年，愛因斯坦參加了剛剛成立的「新俄國朋友會」，而且是最熱心的成員之一。該組織的宗旨是促進德國和蘇聯各族人民間的諒解，進而推動兩國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

　　在1921年初的時候，愛因斯坦在接待列寧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時說：「你們偉大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對全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誰都應該幫助你們。」愛因斯坦一直用行動幫助蘇聯。當時蘇聯派到德國來學習的留學生、科學工作者時常受到冷落歧視，但是在愛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裡，卻總受到熱情的接待。

　　對於俄國人民，愛因斯坦總是情誼滿懷。20年代，他在柏林經常與蘇聯知識分子交往，他們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員。此外，他還資助德國共產黨建立和領導的「婦救會」，聲援因政治案件被關押的工人党黨員及其家屬。後來，共產黨員和社會黨人也邀請這位進步學者在簡稱「馬校」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學校作過報告，這表明無產階級也十分尊敬愛因斯坦，更表明了愛因斯坦思想上的社會主義傾向。

　　愛因斯坦雖然認為「一個局外人難以得當地評價別國的現狀和需要」，但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卻給予肯定的評價。愛因斯坦說：「不管怎樣，蘇維埃制度在教育、公共衛生、社會福利和經濟領域裡的成就無疑都是偉大的，而全體人民已從這些成就裡得到了很大益處。」

　　5.科學家對政治問題不應默不作聲

　　愛因斯坦是一位正直的科學家和思想家。他關心政治，關心人類命運。面對現實，在每一個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上他都敢於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他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充分瞭解到，科學家不是生活在抽象的空間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道德和政治氣候中，而這種氣候是受他工作所在的那個國家所制約的。對他來說，單純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光明磊落。

　　針對有些人認為一個真正的或者「純粹」的科學家不應當關心政治問題的說法，愛因斯坦鮮明地說：「我認為每個公民都有責任盡其所能來表明他的政治觀點。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視這種責任，那末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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