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迪生傳(54)_學達書庫

五四

　　這種2分鐘的電影繼續上映，作為輕歌舞劇院和小商店用以吸引人的東西，一直到20世紀初期。1905年，賓夕法尼亞出現了第一家「五分鐘影院」。儘管環境不佳，但人們很難抵制電影的誘惑，它生動、直觀，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兩年來，「五分鐘影院」已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開業的影院數量近5000家。這些影院票價一致，非常低廉，投資很少，而所得的贏利卻極巨大。很多這種電影院每週獲得的贏利，就足夠開辦一所新的電影院。

　　長期壟斷影片生產的愛迪生，曾大量複製歐洲競爭者的一些作品。當版權法禁止這種複製的時候，他又用齊卡式的辦法來代替複製。過去是新聞片攝影師的埃德溫·波特，此時成了愛迪生攝影場的導演。

　　世界電影史告訴我們，如果歐洲和美國的革新者們沒有發現它在敘事方面具有巨大潛力的話，電影可能只不過流行一時而已。愛迪生手下的製片人埃德溫·波特，下決心使愛迪生公司為電影的藝術發展做出重大貢獻。1903年，他拍攝了消防隊員接到火警後，策馬急馳，奔向出事街道的一些鏡頭。他想，可以用這些鏡頭，再增加幾個消防隊員從燃燒的房屋中救出被困母子的場景來編一個故事。於是，他設計了這些補充鏡頭，並進行了拍攝。這部影片發行時的名字是《一個美國消防隊員》。儘管此片很粗糙或「幼稚的拙劣作品」，敘事方式也很原始，但卻立刻受到觀眾的歡迎。

　　波特在1903年還製造了美國第一部連貫的故事片《火車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這是一部美國西部片。他既是編劇、導演，又是攝影師。他讓一些人穿上牛仔服，又在新澤西借了一列火車，並搭了一個車站和舞廳，然後拍了一部影片。這部影片表現匪徒搶劫了火車，被發現後被一隊追捕他們的人擊斃。這部電影一部分在攝影場，一部分在新澤西州的松樹林中拍攝，演員都是業餘的，從來沒有騎過馬。影片中的槍戰和激動人心的追逐場面使觀眾毛骨悚然。這部影片，有現實主義的激烈的動作，並成功地運用了剪輯技術——也就是現在我們稱之為平行動作和交叉剪接的技術。這部名為《火車大劫案》的影片對其他導演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紛起效仿，開始拍別的「西部片」。這部8分鐘的影片十分受歡迎，成了全國紛紛出現的「五分鐘影院」標準的開幕節目。

　　但是，許多人認為這些影片不道德，對孩子產生了很壞的影響。因此，1907年，紐約市內所有的「五分鐘影院」曾一度被關閉，電影審查開始實行並在美國繼續了許多年。

　　愛迪生見電影業有利可圖，決心不讓別的公司染指。這時，「專利權的戰爭」仍未停止，愛迪生的律師仍在繼續進行訴訟，直到1907年10月，在芝加哥連未侵犯愛迪生專利權的影片實際上也被禁止上映。他最終取得了基本的專利，暫時得勝了。他迫使一些競爭者與其聯合組成一家企圖成為壟斷企業或卡特爾的新公司，並想以此來控制電影在美國的生產和發行。新公司取名電影專利公司。伊斯曼·柯達曾一度參與了這項計劃，拒絕向那些不交納執照費的製片人出售膠片。

　　愛迪生「托拉斯」的企業聯合組織，實際上是給美國電影界加上了一個嚴格的控制，參加的製片商每洗印一英尺的拷貝須繳付半分錢給托拉斯；發行商每年須交納5000美元的執照費；一個放映商每星期要交付5塊美元。這些收入給托拉斯每年帶來了將近100萬美元的利益，而這種貢金的根據不過是因為愛迪生的實驗室在1889年至1894年這段期間發明了所費總共也不到2萬美元的東西而已。

　　愛迪生在紐約建造了一座很大的攝影棚。當時尋找演員、舞臺工作者以及能策劃、指導電影生產的人十分容易。1907年，格裡菲斯就是作為一名演員和作家受雇在此工作的。

　　此時，為美國電影的初興時期。在1905年年初，美國只有10家電影院，但到1909年底，電影院已增加到近1萬家。當時，法國的電影院數目只有二、三百家，在世界其他國家總共也不會超過二、三千家。一個巴黎製片人，如果在法國只能夠銷出10部拷貝，而在美國卻可以銷掉200部，在世界其他各地一共也只能銷掉50部。

　　1908年以後，愛迪生的電影托拉斯似乎已取得勝利。美國愛迪生托拉斯的組成使歐洲大為震動。英國製片商聯合會首先發出呼籲，在一年當中，在當時的電影工業的中心巴黎，召開了幾次籌備會議。以後，美國托拉斯事件逐漸變成次要。愛迪生要製造真正「會說話的電影」的夢想只差聲音就成為現實了。愛迪生繼續研究著調和聲與影的問題。這次表演是新世紀開始之際在奧蘭治鄉村俱樂部舉行的，來客是他的一些鄰居。當客廳裡架起銀幕時，人們還看不出會有什麼改進。接著，銀幕上出現一位身穿夜禮服的人舉起了雙手。觀眾看到他的雙唇微動，像是要說話的樣子，聲音立刻傳進了他們的耳朵，而且形與聲配合得很好。接下去，一位姑娘用小提琴演奏了《安妮·勞莉》，另一個女人唱起了《夏天的最後一朵玫瑰》。

　　一位觀眾說：「講演者將一瓷盤摔在了地上，你不僅能聽到落地時的破裂聲，還能聽見碎片濺開時發出的細微動靜；一名號手出現在銀幕上，吹起了起床號；哨聲響了……狗被領了出來，就在它們爭先恐後地登上銀幕時，我們可以清楚地聽到狺狺的狂叫聲。內容還不止於此，有諾曼底的鐘聲與場景，有政客演講與背後提臺詞的聲音與畫面。」人們還看到了維迪的「悲涼」，最後是以「星條旗永不落」收場。

　　儘管這次表演獲得了成功，愛迪生最後還是放棄了「有聲電影」的研究，轉到了其他項目。他對此曾有一段解釋：「在我的任務中，聲與形的同步問題是其中最簡單的。最困難的是使留聲機放出的聲音傳到一定距離，而且不能把它放在放映機的視焦範圍之內。讓我來做個比較你就知道這是個多麼困難的問題了——如果你站在留聲機一米遠的地方測定的音量為一百，那麼到兩米遠的距離音量就是二十五了。」

　　這種方法不能成功，愛迪生又做其他的試驗。這就是使用字幕。愛迪生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實驗字幕的情況：「我們常常使用跑錶在不同類型的觀眾中試驗字幕效果，以使確定出一種合適的字幕延續時間，使人們都能看清字幕的內容。我們選擇的對象有孩子、老人、職員、技工、商人、個體勞動者、家庭婦女等，對他們使用不同字數的字幕進行試驗。最後發現，當我們一次打出七、八個單詞時，許多人都不能得出連貫的印象，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啟發。」

　　對於電影在教育方面的用途，愛迪生也作了探索。他寫道：「對於攝像機在教育界如何發揮作用，我有過閃光的夢幻——它能夠以生動的形象直接向人們傳授他們應該瞭解的知識。

　　「打動我最厲害的思想，就是電影對於視覺教育所供獻的一個新機會。我腦裡沒有想到一種新娛樂工業的基礎，只想到創造一種訓練上的新媒介物。我時常感覺到——這種思想今日感覺得厲害——我們公立學校制度上的教科書，異常地不適宜。

　　「我敢說，大部分的教科書，只有30%的效率——有些比這還要低。他們想要把世界上一件最密切最重要的事業標準化——這就是教育事業。他們不獨從教育裡面把人格的、個性的原素拋棄了，而且把他們所要教的材料的生命和本體的大部分都棄置了。我們期望我們的孩子們，借著教科書去瞭解、去溶化生命和工作的原素與實體。這都做不到。「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的教育制度的大部分為什麼在供給世界今日的需要上失敗了，你且去考查一下，我們給與教員的教科書怎樣了，可是僅僅把教科書重編一下是不夠的。我們對於我們的孩子們負有一種新教育的債。我相信，一種完美的教育制度，能從生活的本體上，把教育的課程表現出來。「有兩件事一天一天漸趨明顯了，就是視覺教育和職業教育，兩者是並行的。教科書絕對不能教我們的男女孩子們怎樣去發展個人的天能，怎樣得一個好的生活；那只有從生活的教育上著手，才能做到。要表現這種教育最有效力的方法，而且唯一適當的方法，就是用電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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