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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這一理論最完整的闡述出現在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題為《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的長篇文章裡。文章想方設法證實毛主席創立的這一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教導的合乎邏輯的發展。文章敘述道:「世界各種政治發展,經歷了一番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面臨著一種新的歷史形勢……」文章作了如下論證:「而到了後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背叛了共產主義事業,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並蛻變成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雖然還存在著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但過去的那樣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不存在了,並且歷史條件也沒有使重新形成一個社會主義陣營提供必要基礎。」

  文章繼續敘述道:60年代,蘇聯發展了它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成為「一個象美國那樣威脅世界的帝國主義超級大國。」另一方面,由於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消耗了力量,由於它面對著日益增長的西歐與日本的經濟力量,使「美帝國主義」處於「衰落」狀態。因此,「帝國主義陣營的許多國家,已經不再聽從美國的指揮,甚至公開同美國分庭抗禮。」與此同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絕大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經過艱巨的鬥爭相繼宣告獨立……中國過去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屬￿第三世界。」文章聲稱,「在全世界反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共同鬥爭中,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是主力軍」。應該對這種鬥爭給予「支持和援助,……由於蘇聯領導集團的背叛、修正主義思潮的氾濫和工人階級隊伍內部的分裂,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已逐漸遭到破壞。」

  文章說由於上述情況的變化,使世界形勢形成了如下局勢:「蘇聯和美國這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它們已成為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壓迫者和侵略者,成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它們之間的爭奪必然導致新的世界戰爭。蘇美兩霸對於世界的爭奪,它們對於全世界人民的威脅和全世界人民對於它們的反抗,已經成為當前世界政治的中心問題。作為國際無產階級柱石的社會主義國家,同受剝削壓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被壓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它們站在反對蘇美兩霸鬥爭的最前列,成為世界反帝反霸鬥爭的主力軍。在上述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它們既對被壓迫民族進行壓迫剝削,又受超級大國的控制欺負,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有矛盾,具有兩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鬥爭中可以爭取或聯合的力量……」

  然而,文章又強調,「蘇聯還是兩個超級大國中更兇惡、更冒險、更狡詐的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世界戰爭策源地。」這是因為:「第一,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一個比美國後起的帝國主義大國,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險性……美帝國主義無疑也在繼續謀求稱霸世界,但它的攤子已經鋪得太大,當前不能不力圖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總的戰略上不能不處於守勢。第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由於經濟力量相對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軍事力量和戰爭威脅來進行擴張……第三,蘇聯的官僚壟斷集團,把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變為比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更集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變為法西斯專政的政權,這就使得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更容易把整個國民經濟軍事化,把整個國家機器軍國主義化……第四,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蛻變而成的,它可以利用列寧的威望,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

  §蘇聯呼籲召開最高級會議

  (1978年2月)

  1978年2月24日(中國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的前兩天),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致信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倡議蘇中兩國應該發表聯合聲明,其內容包括:「在和平共處、堅決地堅持平等的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和放棄訴諸武力的基礎上,建立兩國的正常關係。」信上還建議雙方代表的會談應儘早在北京或莫斯科舉行。「在足夠高的水平上,確定雙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文本。」信件作出結論說:「就我們來說,我們準備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關於蘇中關係正常化的建議。」1978年2月26日,在中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在他的報告中,就蘇聯這封信的內容直接地作了回答。

  華說:「中蘇兩國曾經是友好的鄰邦。兩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是蘇聯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挑起的。中蘇兩國關係惡化到今天的地步,也是他們推行社會帝國主義政策造成的。原則爭論必須進行下去。同時,我們歷來認為,原則爭論不應

  該妨礙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保持正常的國家關係。蘇聯領導集團口頭上說願意改善中蘇國家關係,但實際上頑固堅持敵視我國的政策,甚至狂妄地要我們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完全是白日作夢。如果蘇聯領導集團真的願意改善中蘇國家關係,就應拿出實際行動來。」

  同年3月9日,在中國官方給蘇聯的正式答覆中再次強調了這一觀點。在答覆中,中國把蘇聯提出的原則聲明看作是「內容空洞的、毫無價值的」,根本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中國在答覆中宣佈,改善中蘇關係,必須先採取解決邊界爭端問題這一步驟。然而,同年5月至6月在北京舉行的邊界談判中,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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