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41)_彼得·瓊斯

四一

　　（1）繼續與蘇聯人之間所剩無幾的聯繫和最後向蘇聯人提供中國情報的必要性。……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發生的事件上，蘇聯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靈通。前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被紅衛兵的報紙指責為把黨的文件傳給了蘇聯人，甚至在毛澤東的官邸也安裝了竊聽器。楊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的決定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2）在不遠的將來，召開國際共產黨會議的前景被認為是幾乎不可避免的，在北京看來，保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表面的有機統一是毫無用處的，現在的問題是要找到使莫斯科承擔最後決裂的責任的辦法。去年，日本共產黨對北京路線保持忠誠的最後幾個黨中的一個對『修正主義』給予支持這一事實，普遍被認為有助於使毛澤東相信對外國黨的一切考慮都是無用的。

　　（3）希望事先割斷中國與最終解決越南戰爭的關係。……」

　　1967年3月11日，中國外交部宣佈蘇聯使館的兩名二等秘書為不受歡迎的人，理由是他們解雇了抗議1月25日莫

　　斯科事件而進行罷工的大使館的中國雇員；這種「政治迫害」被看作是「對中國法律的極端鄙視和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粗暴侮辱」。3月18日，蘇聯政府驅逐了中國使館的一名一等秘書和一名三等秘書，指責他們策劃組織了大使館的反蘇活動。3月25日，萊蒙德說，中蘇報刊對驅逐的兩名中國外交官的報道都表示了克制。他並且評論說：「在周恩來2月11日的講話以後，雙方似乎達成了一種不惡化關係的默契。」

　　§蘇聯譴責毛澤東和文化革命

　　（1967年2月～5月）

　　繼蘇聯駐北京大使館被圍攻之後，從1967年2月起，蘇聯報刊發表了一系列猛烈攻擊毛澤東及其政策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發表在1967年2月16日《真理報》上的一篇對文化革命的長篇分析文章。

　　《真理報》說：「毫無疑問，希望轉移中國人民對他們正在忍受的貧困和困難的注意力，轉移中國人民對中國在內外政策方面許多錯誤和失敗的注意力，這是中國現領導反蘇政策和反蘇宣傳的一個直接原因。在『大躍進』政策和令人悲慘回憶的人民公社運動失敗之後不久，中國領導人在其反對蘇聯國家和黨的政治鬥爭中發出了第一次攻擊，這決不是偶然的。……此後不久，純粹的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因素在中國的宣傳中就已經變得明顯起來了。……北京領導人通過使中國人民相信自己被敵人四面八方地包圍著的手段，企圖把他們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北京領導人希望轉移工人對國家所面臨的真正問題的注意力，並且為毛澤東及其集團的軍事和官僚專政辯護……

　　「伴隨著由毛澤東發動的經濟冒險，中國領導人實際上被迫放棄了經濟計劃和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建設，並且公開放棄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在這些條件下，北京的統治者不得不把進行經濟建設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宣佈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由於世界社會主義的實踐完全否認了這些思想，於是中國領導人發動了一場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誹謗的運動，把他們為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物質及文化水平的鬥爭說成是『修正主義』、『經濟主義』，甚至是『資本主義復辟』……

　　「中國領導人面對反對他們政策的人的不斷增加，他們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進行大規模的報復運動。在蘇聯黨和其他共產黨的整個實路中，始終如一地發展列寧主義的黨的生活準則，加強集體領導原則以及自始至終嚴格堅持一切組織活動中的民主原則，因此，它們指出毛澤東及其政權的危險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長期以來，毛澤東集團一直反對自己的黨。因此，黨的最基本的準則和原則——黨的機構的選舉、從党的領導人至它的組織的選舉、黨的路線的公開討論，等等——在中國都受到了踐踏。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謬可笑和盲目至極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幟下，黨組織的破壞和黨的戰鬥力的困撓和消滅，現在在被部隊和安全機構支持下的毛澤東的突擊部隊①所繼續進行下去。為了對所有這一切進行辯護，並使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國所發生的事情與其他共產黨的實踐相比較的中國共產黨人保持沉默，毛澤東集團需要以對『修正主義』的荒謬譴責來誹謗蘇聯黨的列寧主義路線。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表明：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總是對他們背叛的旗幟懷有一種強烈的仇恨。在這一方面，毛澤東集團也毫不例外。他們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斷中國人民與權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經驗的聯繫。今天，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一經驗不僅是無關聯，而且也是危險的。因為瞭解這一點只能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表明：他們的領導人離開革命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是多麼的遙遠……

　　〔①此處指紅衛兵。——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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