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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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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外新的示威遊行和蘇中互相驅逐外交官員 (1967年1月至3月) 1967年1月25日莫斯科事件之後,共產黨中國發表了最強烈的反蘇宣傳文章。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痛擊蘇修混蛋們的瘋狂挑釁!》的文章,文章包括下列內容: 「一小撮蘇修混蛋們,你們聽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不是好惹的!你們欠的血債是一定要償還的!……你們血腥鎮壓我國留學生的暴行,同沙皇、希特勒、三K黨何其相似!這充分證明你們在蘇聯搞的是最反動、最野蠻的法西斯專政……」 在1967年1月26日傍晚,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外面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遊行。包括武裝士兵在內的大批人群朝出入于蘇聯大使館的人啐唾沫,進行騷擾,朝他們的車上扔顏料,用棍棒歐打他們;這些人群還越過圍欄,猛擲乾草和燃燒的火把,製造一種失火的危險。大使館大門和圍攔上張貼著反蘇標語,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模似像被吊在樹上。高音喇叭晝夜不停地高喊著反蘇口號,干擾蘇聯使館工作人員的睡眠。西方記者被誤認為俄國人,難以逃脫中國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雖然蘇聯外交部於1月29日向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提出強烈抗議,要求保護蘇聯大使館,賠償對大使館大樓的破壞,但是,示威者變得更加狂暴。2月2日,蘇聯外交官員被紅衛兵圍困在車裡達16個小時。第二天,從北越歸國的蘇聯專家遭到圍攻。2月4日,蘇聯提出第二次抗議,警告中國政府說:「蘇聯人的克制和忍耐是有限度的」,「蘇聯保留視情況採取措施的權利,以保護蘇聯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權益」。 1967年2月4日至6日,蘇聯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家屬分三批從北京撤走。2月4日離開的那些人在機場遭到紅衛兵的嘲弄。次日,第二批人被紅衛兵阻礙了6個小時未能登機,紅衛兵闖進公共汽車裡,把他們帶到機場。他們到達那裡時,紅衛兵打他們,向他們啐唾沫。2月6日,發生了最殘暴的場面,婦女(有的抱著孩子)和兒童被紅衛兵逼迫在毛澤東和斯大林的畫像下爬過去。當蘇聯和歐洲其他外交官們——包 括唐納德·霍普森(英國代辦)和盧西恩·帕耶(法國大使)力圖保護婦女和兒童時,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館的蘇聯官員們遭到襲擊,一些人在公共汽車裡被囚禁了12個小時。示威者破開蘇聯大使館大門,走進庭院,揮舞著褻瀆人格的標語牌。 1967年2月6日,中國外交部通知蘇聯大使館,禁止蘇聯使館官員離開使館大院,否則,他們的安全無法予以保障。有幾天,大使館實際上處於包圍之中。2月7日,東歐的外交官給蘇聯同行送食品,次日他們受到警告:如果他們走近蘇聯大使館,那麼他們的安全將無法得到保障。2月9日,那些外交官不顧警告和監督把從莫斯科空運來的食品供應送到蘇聯大使館。 1967年2月9日,蘇聯政府在第三份抗議照會中指出:「中國當局所採取的措施只能說明,不是蓄意地破壞蘇中關係,就是這個當局沒有能力保障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正常關係的國家的代表在該國生活和工作的起碼條件。蘇聯政府要求中國當局立即停止針對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及使館人員行動自由所採取的蠻橫措施。如不能在最短期限內做到這一點,蘇聯方面保留採取必要的措施的權利。」 當天,蘇聯政府單方面取消了允許中蘇公民不需簽證互訪對方國家的協定。1967年2月10日,中國政府採取了同樣的行動。 蘇聯大使館被圍攻,特別是蘇聯婦女和兒童被侮辱這些情況,在蘇聯激起了極大的憤慨,許多城市都舉行了抗議聚會。從2月6日至9日,代表們每天帶著抗議決議案來到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當中國使館拒絕接受抗議決議案時,代表們把這些抗議決議案貼在附近。2月7日,蘇聯一個代表團獲得允許進入使館院內,但是隨後,中國人向蘇聯外交部提出抗議說,他們強行闖入了大使館。 1967年2月11日,周恩來在北京的一次群眾會議上,強烈指責蘇聯「修正主義」,但他說決不會對蘇聯外交官員採取報復行為。他的講話予以廣播,但沒有在報刊上發表。2月12日,蘇聯大使館接到通知,「如果他們不挑起事端的話」,他們現在可以離開使館大樓。於是,使館外的示威活動結束了。 1967年2月10日,巴黎的萊蒙德在發表的一篇分析示威遊行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在圍繞于毛澤東周圍的文革小組的心目中,加強國內團結,反抗蘇聯『外來威脅』是最重要的問題。當時,反抗『革命派』的暴行的鬥爭已經在部分地區蔓延,而且甚至發展成為邊境地區——如:新疆、西藏、滿洲①和雲南——的內戰。一些東歐外交官把康生(1933年至1935年中國黨駐莫斯科第三國際的官員和研究中國與兄弟黨關係的專家)看作是與『修正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營徹底決裂的最堅決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周恩來似乎代表著比較溫和的一派的觀點,而且試圖避免發生最壞的情況。除了國內原因之外,反蘇運動可能是以下列考慮作為動機的: 〔①即我國東北地區。——譯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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