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37)_彼得·瓊斯

三七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年～1969年）隨著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第八屆第十一次全體會議的召開，開始了中蘇論戰新的轉折點，這次會議正式批准了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針。8月13日①發表的一份長篇公報重審了中國党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敵對態度，拒絕了在越南問題上與蘇共的合作。雖然這個公報只是重複了中國党過去曾屢次表達過的觀點，但是，這個被中央委員會正式通過的公報被西方觀察家看作是中國党與蘇聯黨關係徹底破裂的標誌。

　　〔①《人民日報》1966年8月14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8月13日系作者所誤。〕

　　中共公報斷言，蘇聯的政策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在社會主義世界實行資本主義復辟。」蘇聯對越南的政策是「表面上支持越南的事業，但實際上背叛了越南的事業。」公報繼續說：「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共同敵人。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美帝國主義。必須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進行分裂破壞和顛覆活動，積極為美帝國主義效勞。他們當然不包括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

　　在過去的四年中，兩黨關係破裂的擴大，可以用1966年8月的中共公報和196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之後所發表的公報之間的對比來加以說明。1962年的公報宣稱：「現代修正主義者是以鐵托集團為代表的」，「與蘇共發展友誼，互助和合作的關係」是中國的政策；公報同時表示擁護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聲明。而這個新公報則把蘇聯領導人說成是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對蘇共採取了一種強烈的敵對態度。

　　並且，沒有提到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聲明。在以後的幾個月裡，最猛烈地譴責蘇共為「修正主義者」的那些人中間，有鄧小平——他在1960年莫斯科會議上和1963年莫斯科會談中率領了中國代表團，以及彭真——他在上述兩個場合都是代表團成員，並且還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代表了中國共產黨。

　　§在北京蘇聯大使館處的遊行示威

　　（1966年8月）

　　數以千計的大學生和中小學生被組織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他們於1966年8月20日在北京開始示威遊行。紅衛兵們經常在蘇聯大使館外面舉著毛澤東和斯大林的畫像進行遊行示威，而且把通向蘇聯大使館的那條街道刻意命名為「反修街」。8月20日，一群人阻止一位蘇聯高級外交官離開大使館去履行正式約會。8月26日，蘇聯政府向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提出強烈抗議，反對這種「直接破壞大家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的行動，並要求立即結束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外面的這種「流氓行為」。8月29日至30日，中國官方通過在蘇聯大使館外面組織群眾示威遊行來予以反擊。在這次示威遊行中，成千上萬名紅衛兵敲鑼打鼓，高喊反蘇口號。不過，大使館的門口被軍隊和警察嚴密守衛著，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1966年8月31日，蘇共發表的聲明把大使館外面的這種「暴行」說成是「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事業團結的一個新的嚴重措施」。8月28日，東德大使館在其武官和家屬受到紅衛兵的攻擊之後，已經提出過一次強烈抗議。

　　1966年8月，紅衛兵在進行反蘇活動的同時，伴隨著普遍的反宗教的示威活動。這種活動導致了北京和其他城市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關閉，宗教象徵被摧毀，很多外國尼姑被驅逐。

　　在1966年9月的上半個月裡，蘇聯報刊集中報道了其他共產黨對中國政策的批評，但是9月20日，伊茲韋斯蒂婭寫了一篇社論，把中國國內最近的發展說成是「不但是中國人民的悲劇，而且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前所未有的恥辱。」社論在闡明了中國已經將自己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開除出去之後，表示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健康力量最終必將領導中國回到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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