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38)_彼得·瓊斯

三八

　　§蘇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批評

　　（1966年9月～12月）

　　從1966年9月起，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日益對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採取了批判性的態度。在對中國所反復聲稱的蘇美「勾結」的答覆中，蘇聯發言人暗示，中國政府本身在與美國發展聯繫的同時，企圖引起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衝突。這一觀點是由伊茲韋斯蒂婭在1966年9月21日發表的一篇全部是由西方報紙的引文組成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來的。文章不加評論地引述了被認為是「高地美洲人」的觀點：「如果人們站在北京的言語逐步升級的一邊，我們還沒有看到在越南衝突問題上中國的存在」。文章特別提到陳毅元帥（中國的外交部長）會見日本政治家訪問團時所發表的聲明，他在講話中沒有排除就談判解決越南問題與美國會談的可能性。北京官方從來沒有否認過這一聲明。文章還引證了中美大使級接觸時，在華沙就避免中美之間就越南問題上的衝突而制定的「詳細而系統的文件」。文章宣稱，美國飛行員有避開中

　　國邊界的嚴格命令，而且中國政府同意把可能發生的任何「錯誤」看作是「不幸的事件」。

　　1966年10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慶祝會上，當林彪元帥斷言：「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者正在狼狽為奸，積極搞和談欺騙的勾當，目的是要撲滅越南人民反美民族革命戰爭的烈火」時，除羅馬尼亞外，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外交代表們都離開了會場。11月7日，當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當時的蘇聯國防部長）說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影響，「姑息了美帝國主義的新罪行」時，中國的代表們離開了莫斯科的俄國革命周年慶祝會。1967年5月1日，當格列奇科元帥（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的繼任者）說：「如果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採取統一行動的話，侵略者在越南的賭博的失敗之時將會來得更快」時，紅場五一節的閱兵場上再一次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自赫魯曉夫下臺以來，蘇聯所發表的對中國政策的最強烈的攻擊，是1966年11月27日《真理報》對中國領導人的公開攻擊。《真理報》公開攻擊中國領導人企圖引起蘇美戰爭，並且提出，文化大革命是針對那些反對這一政策的中國共產黨人的。

　　《真理報》說：「中國領導人的政策的欺騙性在國際範圍內日益暴露了出來」。「一方面，他們企圖把導致國際形勢繼續惡化和最終導致戰爭的路線（這一路線被冠之以世界革命的名義）強加給其他兄弟黨；另一方面，他們推行一種允許他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保持場外旁觀的政策。中國領導人在把一切蘇美交往說成是『勾結』的同時，他們從不放過同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發展關係的任何機會。他們的所謂使戰爭『逐步升級』純粹是口頭上的，是與中國新聞界關於中蘇邊界緊張局勢的主題的強烈宣傳相伴隨的。因此，資產階級新聞界發表與中國之間達成默契、以及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北京的現行政策特別感到滿意的報道是毫不奇怪的……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不能不顧及這一事實：即經過革命學校教育的党的幹部，儘管經歷了過去幾年的反蘇運動，但是，他們日益逐漸認識到，由於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分

　　裂，給中國造成的一切損害，用捏造關於蘇聯與美國『勾結』和我們國家『資本主義復辟』的謊言來欺騙他們，這是困難的。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及其集團選擇了誹謗和消滅党的幹部，以及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最優秀的代表的道路的原因。為了達此目的，毛澤東及其集團利用大學生、中學生以及軍隊和行政機關中的一部分人……」

　　另一方面，1966年12月11日，陳毅元帥在巴西報刊上發表的談話中指出：蘇聯正在計劃與美國聯盟攻擊中國。「俄國人從東歐調遣了十三個師佈署在了中國的邊境上」，陳毅說：「但是，我們不怕蘇美的進攻」。他後來繼續說：「中國人民作好了戰爭的準備，並對最後的勝利充滿了信心。我們現在有原子彈，還有火箭。我們不怕美國人發動的核戰爭或常規戰爭，或者其他任何戰爭」。他繼續指出：蘇聯政策的目的就是與美國組成「新的神聖同盟」聯合進攻中國，俄國人從北面進攻，美國人從南面進攻。他進而說：「為此，中國正在

　　準備戰爭，落在中國的所有原子彈中國將會加重回擊他們……」

　　§蘇聯官方第一次對毛澤東進行攻擊

　　（1966年12月）蘇共中央在1966年12月12日至13日的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一項譴責「毛澤東及其集團」的政策的決議。對毛澤東進行指名道姓的攻擊，這在蘇聯黨的官方聲明中還是第一次。

　　決議指出：「毛澤東及其集團的反蘇的大國政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危險階段。中共現領導人在國際舞臺上所推行的政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援助帝國主義。蘇共中央認為有必要堅決揭露中國現領導人的反列寧主義的觀點和大國民族主義的方針，有必要加強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1957年、1960年兩次莫斯科會議所制定的總路線的鬥爭。……蘇共中央表示同意兄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關於為召集共產黨和工人党的代表的新的協商會議所出現的目前的有利條件，這次會議必須在各黨之間的互相磋商過程中做好充分的準備……」

　　1967年1月上半月期間，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幾乎所有成員，在蘇聯主要城市的一系列黨員會會議上都發表了講話，解釋蘇共中央委員會決議的意義。1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高爾基市講話時說，文化革命是「中國一切真正共產黨人的一大悲劇，我們對他們深表同情」；他強調指出，蘇聯黨在指責「毛澤東及其集團」的思想和政策時，並不是在攻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希望中國黨能回到國際主義的道路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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