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26)_彼得·瓊斯

二六

　　關於技術援助問題。信中繼續指出：「在蘇共領導片面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之後，我們曾經鄭重表示，願意挽留蘇聯專家繼續在中國工作……但是，你們卻不顧我們的反對……在一個月的短時間內，撤走了在中國幫助工作的1390名蘇聯專家，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件，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使我國一些重大的設計項目和科學研究項目被迫中途停頓。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止，使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入生產。……現在，你們又提出向中國派遣專家的問題。坦白地說，中國人民信不過你們。……」信中進而諷刺地說道：「我們很關切蘇聯現在的經濟情況。如果你們覺得需要中國派專家在某些方面給你們以幫助的話，我們將樂於這樣做。」

　　關於中蘇貿易問題。信中繼續指出：「近幾年來中蘇之間貿易額縮減的真正原因，你們應當是最清楚的。這正是你們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方面的結果。你們突然撤走在中國幫助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打亂了我國許多工礦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進程和生產安排，直接影響著我們進口成套設備的需要。試問，在這種情況下，難道硬要我們買下這些東西擱在那裡作為擺設品嗎？……「何況，你們從1960年起，……在兩國經濟和貿易談判中故意刁難、拖延或拒絕供應中國需要的重要物資。我們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資，你們就大量地給我們；我們很需要物資，你們就卡住不給或者很少給我們。……1959年到1961年，我們連續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災害，我們不能像往常那樣向你們提供大量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品。這是不可抗禦的因素所造成的。……你們經常攻擊我們『單幹』，而吹噓你

　　們自己是主張社會主義各國的廣泛的經濟聯繫和國際分工的。但是，你們在這方面的實際行動，究竟是什麼呢？……你們欺負經濟比較落後的兄弟國家，反對他們實行工業化，力圖迫使它們永遠處於農業國的地位，成為你們的原料供應地和商品銷售市場。你們欺負工業化較發達的兄弟國家，硬要它們放棄傳統產品的生產，變成替你們某些工業部門服務的附屬工廠……

　　「我們認為，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互助委員會必須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加以改造，使這個蘇共領導一手把持的組織，改變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兄弟國家自願參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組織。我們的這個意見，希望能夠從你們那裡得到積極的反應。」

　　關於停止公開論戰問題。中國党的信件指責蘇聯共產黨在1961年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因為攻擊阿爾巴尼亞開始了公開論戰。信件繼續指出：「你們是做了一件壞事。你們給各國兄弟黨造成了困難，給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幫忙。現在，公開大論戰已經全面展開了，真理越辯越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越辯越發展。壞事開始變成了好事。」信件堅持認為，蘇聯報刊從1963年7月15日至10月底就發表了近200篇反華文章和材料，就是在蘇聯共產黨1963年11月29日來信以後，這些反華文章和材料也沒有停止過。信中繼續說：「我們到現在為止，才發表了七篇答覆你們的公開信〔1963年7月14日的信件——作者注〕的文章。我們對你們在公開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沒有答覆完，對你們其他反華文章中提出來的問題還沒有答覆。」中國共產黨的信件在結束時提出了下列建議：

　　（一）「停止公開論戰，必須經過中蘇兩黨和其他有關兄弟黨，進行各種雙邊和多邊會談，通過協商，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接收的公平合理的辦法，達成共同的協議。」

　　（二）「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並且積極支持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我們願意同其他兄弟黨一起，盡一切努力，使這個會議成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的大會。」

　　（三）「中蘇兩黨繼續舉行會談，是開好兄弟黨會議的必要準備步驟。我們建議，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繼續舉行中蘇兩黨會談。」

　　（四）「我們提議，在中蘇會談之後，舉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國、朝鮮、古巴、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國十七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會議，以便為各國兄弟黨代表大會作進一步的準備。」

　　1964年3月7日，蘇共中央委員會在答覆中共1964年2月27日和29日的信件中，提出了1964年秋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的反提案。蘇共中央的信件說「你們有意拖延對我們信件的〔1963年11月29日的信件——作者注〕正式答覆，實際上，你們是用加劇論戰、加緊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裂活動，進一步誹謗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來回答了我們的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再沉默了，……把我們致其他兄弟黨的信件寄給你們，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我們已不止一次地就這些問題給你們寫過信，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蘇聯共產黨的信件否定了中國指責蘇共是以「老子党」自居。它說：「我們不能不有這樣一個印象，你們所以採取這些做法，只是為了讓自己佔有『老子黨』的地位。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時，這種角色就已經過時了，儘管他也採取過類似的立場。……現在，局勢已經不是1919年那樣了，列寧已經不在了，而且活著的人中間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集體地制定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兒子』党，而有的並且應該有的則是具有集體智慧的平等的兄弟黨的大家庭……」

　　蘇聯共產黨的信並沒有企圖答覆中國黨2月29日的信件中所包含的指責，而是集中在召開國際會議的問題上。信件指出：「我們確認：中共中央在經過幾個月的拖延和耽擱之後，同意了我們的關於必須繼續蘇中兩黨代表雙邊會談，然後再籌備和召開所有共產黨和工人党會議的意見。……同時，我們無法理解，你們把實行這些業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拖延這麼久的動機是什麼。……拖延蘇中兩黨代表雙邊會談，更是無法解釋的。……你們建議在1964年10月才舉行中蘇兩黨代表的會議，這實際上意味著推遲兄弟黨會議，至少推遲一年……」

　　信中否定了中國黨提出的召開17個党的代表參加的籌備會議的建議，並且認為由曾經共同準備了1960年莫斯科聲明的26個黨（即：中國黨信中提出的17黨，再加上錫蘭、英國、芬蘭、阿根廷、巴西、敘利亞、印度、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党）的代表參加籌備會議。信件在結束時提出了下列建議：

　　「一、1964年5月，在北京繼續舉行中蘇兩黨代表的會談。」

　　「二、26個兄弟黨代表的籌備會議，在1964年6、7月份召開。」

　　「三、同兄弟黨協商於1964年秋舉行國際會議。」

　　最後，蘇聯黨的信聲稱：「蘇共中央著重指出，為了實現所有這些措施，必須停止公開論戰，必須放棄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和共產主義運動中進行任何破壞、分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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