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27)_彼得·瓊斯

二七

　　§羅馬尼亞的調停嘗試

　　（1964年2月～3月）

　　羅馬尼亞工人党在整個論戰過程中扮演了一種獨立的角色。1964年2月至3月，它試圖充當雙方的調解國。羅馬尼亞人收到蘇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的信件後，要求蘇聯共產黨不要發表蘇斯洛夫的報告，要求中國黨立即結束論戰，並建議舉行一次兩黨領導人會議。蘇聯共產黨同意在中國共產黨停止公開論戰的條件下推遲發表這篇報告，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同意暫時中止論戰，並邀請羅馬尼亞代表團訪問北京。

　　1964年3月2日至11日，由總理揚·格奧爾基·毛雷爾率領的羅馬尼亞代表團和劉少奇率領的中國代表團之間的會談在北京舉行，但是，會談收效甚微。因為中國領導堅持，只有在雙邊或者多邊會談達成協議之後，才能停止論戰。

　　1964年3月25日，在避免公開分裂的一次新的嘗試中，羅馬尼亞總統喬治烏·德治分別交給中國和蘇聯駐布加勒斯特的大使一個草案，呼籲各國共產黨團結起來，並建議由蘇聯、中國、羅馬尼亞各共產黨官員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為「世界各國共產黨、而不僅是某些政黨組成的」國際會議作準備。

　　§重新開始論戰

　　（1964年3月～4月）

　　在中蘇兩黨互通信件和羅馬尼亞調停的嘗試正在進行的同時，中蘇雙方都避開了公開論戰，但是1964年3月22日至26日在阿爾及爾舉行的亞非團結運動理事會第六次會議上，中共又發動了新的宣傳攻勢。

　　中國代表團成員指責蘇聯政府是「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背叛阿爾及利亞革命」、「拒絕幫助阿拉伯人民解放巴勒斯坦」、「在道義上為帕特裡斯·盧蒙巴（剛果前總理、1961年被謀害。）的被殺負責。」蘇聯代表團的領導則予以反駁，指責中國人「企圖根據『分而治之的原則使國與國之間和整個大陸之間相互敵對。」其他大多數代表團拒絕與任何一方結盟。

　　1964年3月31日，第八篇（連續發表幾篇文章中最長的一篇）答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文章在北京發表。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專門駁斥赫魯曉夫的「總的錯誤」，即：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文章堅持認為，「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無產階級必須進行武裝鬥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承認，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中國曾在這兩個文件上簽字）在設想和平過渡和非和平過渡的可能性時，蘇聯的草案僅僅指的是和平過渡，非和平過渡只是在經過許多爭論之後才加上去的；文章補充說，中國共產黨願意接受對在這個問題上因贊同折衷辦法而提出的批評。文章的其餘部分主要是對赫魯曉夫的個人抨擊。文章把他描述為「繼承托洛茨基」——「歷史上最大的投降主義者」的「衣缽」——使蘇聯倒退到了資本主義。文章奉勸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同志」把赫魯曉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赫魯曉夫對匈牙利的訪問

　　（1964年4月）

　　1964年3月31日，尼基塔·赫魯曉夫前往布達佩斯訪問匈牙利。訪問期間，他作了幾個講話，為蘇聯關於和平共處和共產黨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頭等重要性的觀點進行了辯護。

　　赫魯曉夫在4月6日說：「一些人批評我們說：『你們一直想要一個較好的生活，但這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口號。』我們國家的勞動人民回答這些批評時說，『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革命呢？我們進行戰鬥不是為了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後生活得更糟。』……有人說，『世界革命怎麼樣呢？你們準備犧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嗎？』我們堅決拒絕這種訓令。……我們贊同和支持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兄弟和為解放而進行鬥爭的各族人民，但是我們拒絕那種所謂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從而應當發動一場戰爭來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我們反對輸出革命和輸出反革命……「有人批評我們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立場。這些人說：『你們害怕戰爭。』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這些勇敢的人們說：『只有小孩和白癡才不害怕戰爭。』……中國領導人說：『如果發生了世界戰爭，那麼怎麼辦呢？假定有一半人類被毀滅，但另一半還會生存。』對這種觀點人們會說些什麼呢？讓人民自己來判斷吧……

　　「一些人胡說蘇聯和蘇聯共產黨是從帝國主義那裡乞討和平。當然，這是造謠中傷。……我們不依賴懇求，而是依賴我們自己的力量。……甚至連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領導人也不得不認真地考慮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對比……

　　「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中，我們一向遵循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的列寧主義原則。……這是一個好的基礎，而且我們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戰爭以外的其它方法來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給人民以更大自由，給人民以更多的物質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將在最後的爭論中取得勝利……」赫魯曉夫在1964年4月9日布達佩斯的一次講話中，對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最猛烈的攻擊。在講話中他把中國領導人描述為「一邊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詞句作為掩蓋的人，一邊又宣佈他們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誠的人，實際上這些人在一系列問題上卻滑進了托洛茨基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泥潭中。」他還遣責中國領導人「不負責任地拿千百萬人的生命來進行賭博」，「企圖把他們的冒險主義的路線強加給兄弟黨」以及「企圖把他們的霸權建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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