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25)_彼得·瓊斯

二五

　　§米哈依爾·蘇斯洛夫關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

　　（1964年2月）

　　中共上述文章發表之後，蘇聯領導放棄了調和的態度。在1964年2月12日發表的一封信（這封信發給了其他各國共產黨，但沒有發給中國共產黨）中，蘇聯領導說蘇共中央將在其即將召開的全體會議上討論中國黨的活動，此後將公開闡明自己的觀點，他們再一次提出了召開一次世界共產黨會議的問題。2月14日，米哈依爾·蘇斯洛夫（蘇共中央書記處成員）向蘇共中央委員會提交了一篇關於論戰的長篇報告，它包括了蘇聯當時對中國領導的最全面的指控。然而，這篇報告應羅馬尼亞黨的請求，當時沒有發表。

　　蘇斯洛夫指責中國領導人「採取了分裂各國共產黨、建立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派別和小組的方針」。中國領導人「想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好象在自己的世襲領地中一樣發號施令，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其他國家，硬規定一些條件；他們可以按照這些條件隨心所欲地把一些黨和人民或者列入社會主義，或者『革除』出社會主義。」例如，他引證了中國領導對待南斯拉夫的態度。在1955年至1956年，中國領導對南斯拉夫給予了讚揚，而現在他們卻把南斯拉夫遣責為「法西斯專政。」

　　當談到阿爾巴尼亞党時，蘇斯洛夫評論道：「中國——阿爾巴尼亞同盟——是在反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在對消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後果採取敵對態度的基礎上產生的。正如在中國一樣，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保衛個人迷信，是同他們多年來自己培植個人迷信，在黨和國家的領導活動中採取惡劣方法有聯繫的。」

　　蘇斯洛夫還指責中國領導人企圖破壞蘇聯所做的防止世界戰爭威脅的努力。例如，在1962年，他們利用古巴危機的有利條件，去擴大印度邊界的衝突。他繼續指責道：「中共領

　　導明顯的冒險主義立場在它對核武器問題的態度上暴露出來。」中國領導人曾企圖堅持要蘇聯給他們原子彈，而當蘇聯沒有給他們原子武器的樣品時，他們表示了深深的恥辱。他接著說：「我們認為幫助中國生產核武器是不適宜的。」這樣做必然會引起相應的反應：帝國主義各國，特別是西德和日本就會進行原子武裝。它們作為在經濟上和科學上更加發達的國家，無疑能夠比中國製造更多的原子彈，更快地建立起核潛力。」

　　當《報告》轉到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時，蘇斯洛夫堅持認為，中國領導人背棄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是人民群眾鬥爭的結果的學說。」強調「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況下都一味採取武裝起義的方針，而毫不考慮群眾的情緒和他們對革命的準備，不考慮國內外形勢。」這種態度「拒絕細緻的和耐心的群眾工作，對社會主義的客觀和主觀條件成熟的指望被革命的詞藻所代替，或者更壞，被脫離人民的一小撮人的冒險行動所代替……」蘇斯洛夫評論道：「如果共產黨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把一切希望都無例外地僅僅寄託在武裝鬥爭上，毫不考慮人民群眾是否總是願意支持這種鬥爭，那麼，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慘痛的失敗。」

　　《報告》在宣稱「中國領導人的政策和活動今天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主要危險」之後，蘇斯洛夫繼續指出。「在北京的幫助和支持下，在比利時、巴西、澳大利亞、錫蘭、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最近都建立了反黨的分裂主義的叛徒小集團。這些小集團的人數，有的地方是幾個人，有的地方是幾十人。……中共中央領導正在把事態引到更遠的地方——它公然採取了這樣一種方針：拼湊一個有特殊綱領、有集團紀律、以北京為中心、由同他們思想一致的人組成的集團，來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相對抗。……中共領導力圖把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擴大到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使中共的一個領導人，象當年的斯大林一樣，儼然上帝一樣淩駕於所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之上，並且隨心所欲地決定它們的政策中和活動中的一切問題……」

　　《報告》在結束時指出：「現在十分明顯，中共領導人打算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繼續展開派別活動。……我們黨主張再召開兄弟黨的會議來討論當代的根本問題，主張在這樣的會議上最廣泛地交換意見，以便克服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困難。這些困難是由中共領導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造成的。因此，所有兄弟黨集體來確定為維護和加強共產主義隊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團結所必需的途經和手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蘇中兩黨之間信件的交換

　　（1964年2月—3月）

　　蘇聯共產黨1964年2月12日的信件引起了中蘇兩黨冗長的和語言刻薄的信件互換。中共中央在注明2月20日的信中，指責蘇聯共產黨領導人不僅採用「惡劣的兩面派的做法，」而且還「擺出『老子黨』」的樣子和策劃「假團結，真分裂」。蘇聯共產黨（2月22日）指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答覆蘇聯黨1963年11月29日的信件，並且說，「既然你們頑固地不答覆我們的多次信件和呼籲，甚至把這些信件和呼籲說成是我們的軟弱表現，那麼2月12日的信給你們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沒有益處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封信（2月27日）命令式地重複要求蘇聯共產黨寄來2月12日的信件。

　　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終於答覆了蘇聯共產黨

　　1963年11月29日的信件，表示願意就邊界問題達成談判協議，但拒絕了蘇聯提出的經濟援助的要求，並提出了關於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的條件。〔下邊的小標題摘自原文〕

　　關於經濟援助問題。信中宣稱：「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進行的。對於蘇聯向我們提供的所有成套設備和物資，包括通過貸款形式提供的設備和物資，連同利息在內，我們都是用物資、黃金和國際貨幣償付的。還應當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貴得多。

　　「不只是中國從蘇聯方面得到了援助，蘇聯也從中國方面得到了相應的援助。……到1962年底為止，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糧油和其他食品價值21億新盧布……在同時期內，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礦產品和五金產品價值14億新盧布……這些礦產品中，有許多都是發展尖端科學、製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至於蘇聯對中國的貸款，必須指出，其中最大部分，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分，都已使用或者消耗在抗美援朝戰爭之中。……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利息，它占去我們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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