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24)_彼得·瓊斯

二四

　　◎第五章　減少爭論的嘗試

　　（1963年～1964年）

　　1963年底至1964年初，中蘇論戰仍在繼續。同時，伴隨著實現雙方和好、或者至少是暫時中止意識形態方面敵對狀態的嘗試（這一嘗試主要表現在蘇聯方面）。然而，這些行動收效甚微，到1964年中期，雙方仍然象以前一樣激烈地嚴厲批評對方。

　　中國對蘇聯共產黨的駁斥

　　（1963年9月～1964年2月）在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2月10日期間，《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連續發表了七篇答覆蘇聯共產黨1963年7月14日公開信的文章。

　　在回顧論戰歷史的介紹文章之後，緊接著的兩篇文章分

　　別為斯大林辯護並攻擊南斯拉夫政權為「野蠻的法西斯專政」。第四篇文章把蘇聯領導人說成是對亞非拉人民的鬥爭採取「消極、藐視和否定態度」的「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指責他們通過復活「黃禍論」來煽動種族仇恨。

　　第五篇文章是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文章指出：蘇共領導認為，在核武器出現以後，已經沒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區別了；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必須放棄革命，必須放棄進行正義的人民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在帝國主義核訛詐和戰爭威脅面前，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屈服。……中國共產黨歷來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應當積極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同時也認為，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堅決的革命鬥爭，才能取得解放，任何別人都不能代替。……社會主義國家支持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不應當，也不需要使用核武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取得和保持核優勢。只有這樣才能迫使帝國主義不敢發動核戰爭，才有利於徹底禁止核武器。……社會主義國家手中的核武器，永遠只是抵抗帝國主義核威脅的防禦武器。社會主義國家絕不應當首先使用核武器，絕不應當玩弄核武器，進行核訛詐、核賭博。文章的後一部分堅持認為赫魯曉夫在古巴危機中正是這樣做的。

　　第六篇文章指責赫魯曉夫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和平共處的概念變為「階級投降」政策。第七篇文章指責蘇聯領導人為「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1963年夏秋，蘇聯報刊繼續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但是，總的來說，避免了中國攻擊赫魯曉夫所包含的那種個人辱駡。1963年10月6日，蘇共中央理論機關刊物《共產黨人》堅持認為，雖然中國共產黨現在聲稱支持它以前攻擊過的和平共處政策，但它沒有排除社會主義國家發動國際「革命戰爭」的可能性。文章指出，「用世界戰爭的方法努力實現其他國家的革命，這是一條共產黨人在原則上所不能接受的道路，因為這是以反列寧主義的、從外部『加速』革命的思想為基礎的。此外，這是一條用打核戰爭的方法而不顧世界戰爭的現實後果的道路……」

　　1963年10月23日，《共產黨人》聲稱，中國宣傳機構正在進行「神化毛澤東」和進行「一場自托洛茨基主義時代以來還沒有發生過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的運動」。

　　中國宣傳機構正在鼓勵和支持其他國家的「反黨和宗派團體」，企圖從這些團體（大部分是由各國共產黨開除的人組成的）中拼湊一個國際集團。

　　§蘇聯建議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並建議結束論戰

　　（1963年10月～1964年2月）

　　1963年秋天，蘇聯報刊發表了許許多多外國共產黨倡議在不久的將來召開一個世界共產黨會議的聲明。10月25日，赫魯曉夫呼籲結束公開論戰，並建議如果中蘇兩黨之間還有分歧，那「就讓時間來檢驗誰的觀點更正確。」然而，11月15日，新華社聲稱，自這個呼籲以來，蘇聯報刊已經發表了80多篇反華文章，新華社並把這個呼籲說成是「只不過是掩蓋蘇聯領導人瘋狂的反華活動的一個花招。」11月29日，蘇聯黨在致中國党的一封信中建議中止論戰，準備國際會議。

　　信中強調了公開論戰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造成的損害之後說：「除了那些有分歧的問題以外，還有一些我們的觀點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很接近的地方。」信中要求「平心靜氣地，沒有偏見地弄清目前的爭論，摒棄一切非固有的東西」之後，建議談判應該在兩國貿易增加和蘇聯對中國工業技術援助增加的情況下開始。

　　信中建議，公開論戰應該被通過彼此協商會談和交換信件所代替，這會對國際共產黨會議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最後，信中說：「所有黨的義務是，促使創造能使這種會議獲得成效的局面，以便使這一會議不導致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而是導致所有兄弟黨……的真正團結和一致。」

　　中國共產黨對蘇聯共產黨的信件不屑一顧，直到1964年2月29日才予以答覆。與此同時，中國党繼續發表文章攻擊蘇聯共產黨，並要求在那些支持蘇聯的當地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裡建立親華政黨。2月4日《人民日報》公開擁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分裂，並堅持認為：「象其它任何事物一樣，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傾向於一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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