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10)_彼得·瓊斯

一〇

　　1960年，在紀念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發表40周年之際，蘇聯報刊上出現了大量直接涉及論戰的文章。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篇文章中，列寧批評了拒絕在「反動」工會工作或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的極端左翼共產主義者，並強調了在某些情況下接受妥協的必要性。6月10日，索韋特斯卡婭·羅西婭說：「目前的左翼分子把達到和平共處、停止武器競賽、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之間和睦相處的政策看作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把國際形勢中最輕微的惡化都看作是他們片面觀點的證據」。

　　兩天以後，《真理報》指出：「我們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左翼分子的話是錯誤的和不正確的，他們的大意是，既然我們已經把政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麼，我們就可以超越某些歷史發展階段，立即進入共產主義。」6月23日，《共產黨人》雜誌宣稱：「有些政治領導人把和平共處政策、裁軍鬥爭看作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的傾向……對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關於在目前情況下防止新的戰爭政策的決議表示不信任的態度，這種願望只能被看作是錯誤的，教條的和左派的。」

　　中國報刊依次有力地回擊了這些批評。1960年6月15日，《紅旗》雜誌指責「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堅持認為「清醒的」和「理智的」帝國主義政治家們，「使自己適應這種明確的方向」，而且，這組成了「形勢中的一個新因素」。6月25日《人民日報》斷言說：「只要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在美國繼續統治和美帝國主義繼續存在，戰爭的威脅將不會消除，世界和平將無法得到保證」。《人民日報》還譴責「被帝國主義的核戰爭訛詐嚇呆的」「修正主義者」，「誇大這種戰爭的後果和不惜任何代價向帝國主義乞求和平」。

　　§布加勒斯特會議

　　（1960年6月）

　　蘇聯共產黨在1960年6月2日給中國共產黨的信中建議舉行一次國際會議來解決分歧。中國共產黨表示同意，但要求需要時間為會議作好準備。6月7日蘇聯共產黨建議，即

　　將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可以為預備會議提供機會，中國人對此表示同意。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于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除南斯拉夫外，來自歐亞各個共產主義國家的代表團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蘇聯代表團由赫魯曉夫率領，中國代表團由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彭真率領。6月21日，赫魯曉夫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重申了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這一觀點，並為他在當年5月16日至17日在巴黎舉行的流產的最高級會議上①的行為辯護。

　　〔①指1960年5月蘇美英法四國首腦在巴黎舉行的預備會議。赫魯曉夫在會上發表聲明，譴責美國u—2型間諜飛機對蘇聯的挑釁，要求美國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遭到拒絕，於是四國首腦會議宣告流產。——譯者注〕

　　他說：「在現代條件下，當存在著兩個世界體系的時候，必須這樣來按排這兩個體系之間的相互關係：要排除在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應該看到，在帝國主義各國，對和平共處問題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我在巴黎同戴高樂總統和聯合王國的麥克米倫首相談話時，我覺得他們表現出對和平共處的必要性有一定的瞭解，他們甚至向我證明，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今後也需要遵循共處政策……

　　「我們不打算向挑戰行為屈服和放棄我們的對外政策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是共處的政策，是鞏固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消除『冷戰』的政策。……在現時戰爭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這一論點，同和平共處政策具有直接的關係，列寧提出的關於帝國主義的原理現在仍然有效，這些原理對我們來說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的理論和實踐中的指路明燈。但是，不應忘記，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原理是在幾十年以前提出和發展的……」

　　關於對後面這個論點的發揮，赫魯曉夫繼續說到：「具有巨大的經濟和軍事潛力的強大的蘇聯正在日益壯大和鞏固。

　　現在擁有十億多人口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正在壯大和鞏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正在為和平積極鬥爭的工人階級的組織性和覺悟程度已經提高了。……在這個問題上現在不能機械地重複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列寧在幾十年以前所提出的關於帝國主義的論斷，即肯定地說：只要社會主義還沒有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帝國主義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歷史中可能將會有這樣的時期：到那時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保持著資本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難道也要查找書本中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列寧所講的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話，而簡單地重複說，既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國家，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不能夠不考慮……世界力量對比關係的改變，而重複偉大的列寧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所說的話，……」

　　1960年6月22日，彭真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與赫魯曉夫的講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在贊同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同時，堅決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總會有侵略戰爭的危險」。他補充道，只有當「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聯合起來時才能阻止戰爭。他聲稱：「這就有必要同玩弄帝國主義遊戲的鐵托集團」搞的「修正主義」作鬥爭。

　　與此同時，秘密討論在代表團之間開始進行。蘇聯代表團散發了一封1960年6月21蘇共中央對中國共產黨立場詳細批評的信件。該信特別譴責中國人在承認和平共處和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之後，又改變了態度；譴責中國人把戰爭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以此引起一種絕望精神來「瓦解革命鬥爭」；信中還說，和平共處並不包含放棄民族解放運動，這正如中國共產黨所建議的，蘇聯共產黨並沒有把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道路……看作是唯一的道路。在討論（常常是激烈的）過程中；據說，赫魯曉夫曾指名道姓地攻擊毛澤東，稱他是「一個極左分子，極端教條主義者，徹頭徹尾的左傾修正主義者」，指責中國在對待印度關係方面是「大國沙文主

　　1960年6月24日通過的公報重申了十二黨對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確認，其中包括有關和平共處、防止戰爭的可能性以及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聲明。公報還重申了十二党對和平宣言的贊同，並強調加強「世界上社會主義體系各國之間團結的必要性」。公報還同意在莫斯科召開國際共產黨會議。在1960年7月13日至16日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式通過了批准蘇聯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譴責「教條主義和左翼宗派主義傾向」的路線。中國共產黨在1960年9月10日的覆信中，詳細地答覆了蘇聯共產黨6月21日的信，信中特別堅持認為中蘇意見的衝突一直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①當時，蘇聯黨忽視了斯大林的「積極作用」，並且沒有事先同其他兄弟黨商量就提出了「和平過渡」的錯誤理論。

　　〔①指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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