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西藏(162)_馬麗華

一六二

　　§附錄：《西行阿裡》序

　　——格勒

　　不知是哪位作家說過：「我們在和一位作家談過一次後或看見過他的面目後，再去讀他的著作，必會覺到更多的領略。」我與馬麗華認識已久，去年七月至九月，又同行阿裡考察，同去瑞士出席國際學術會……大概由於這些原因，我讀了她的新作《西行阿裡》，印象很深，感受很多，不妨在此借題發揮，粗談幾點體會。

　　《西行阿裡》雖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其意義和價值顯然已超出文學的範疇。這要歸功於作者近年來對人類學的關注。至少從《藏北遊歷》起，我感到馬麗華的作品已經開始向著人類文化的反思伸探。其突出特點是借助於對地域特色、風土人情、歷史典故、神話傳說、自然風光等的精心描寫，執拗地追求一種特定文化價值的參照，從中探溯藏民族文化的內涵、價值及其對於當代人類的意義。《西行阿裡》繼續堅持了這個「已確定的思路和動機」，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我還格外感到了我已描述的該地的自然、歷史、民族、宗教所具有的弓卜意義。作為當代世界的一個參照，可能會提供一個思索的契機；作為有關未來的終極思考的觀照，也許不無意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麗華的作品在文學與人類學兩座高聳的懸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並將她個體心靈的深入對應于西藏古老文化心理的剖露與反思，從而引起國內外一些人類學和藏學專家們的共鳴，在瑞士蘇黎世的「西藏——喜馬拉雅人類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一些外國專家對外文版《藏北遊歷》愛不釋手，讚不絕口，即是一例。

　　文學中的散文與詩、小說等似乎有所不同，它可以隨心所欲地表達出作者的主觀意識以及有關民俗的、歷史的、宗教的、哲學的、道德的價值思考。馬麗華充分利用了散文的這個特聲、，以她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第一手材料，和一顆對藏民族文化深深眷戀之心，努力向人們展示出一個遠離近代文明，但又絢麗多姿的古老文化世界。在這個雪山環繞、歷史久遠、傳說彌漫、古跡遍地的世界裡，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超自然等錯綜複雜的關係，相互疊壓、滲透、交錯，構成多樣、多重、多層的立體文化結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我們一個多月的考察固然不能總攬其全貌，但《西行阿裡》篳路藍縷，功在開闢，第一次向人們較為全面地傳達了「我們一代人對於這一陌生地區的發現和認識」。毫無疑問，作者這一開掘之舉是成功的。

　　縱觀古今中外，文學家關注人類社會文化者不在少數。因為文學原本就是人學。我國歷史上的文學巨匠通古今之變，究一代興亡者不乏其人。司馬遷、範曄等就是典型代表。司馬遷作《史記》的精神就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從而使《史記》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我看來，一部關注社會歷史文化的優秀文學作品，就像碩大的天幕中形成的一條閃閃爍爍的光帶軌跡，引發出人們無窮的思考和多向的叩詢，其意義和價值不亞於一部社會學或人類學的專著。

　　恩格斯曾經說過，他從《人間喜劇》中學到的東西，超過了從「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的總和，可見該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所在。《西行阿裡》雖不便與《史記》、《人間喜劇》等相提並論，但作者試圖從文化人類學的高度來探究阿裡文化，揭示藏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代文化變遷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說中國文學史上曾有過從事「學者散文」的作家，那麼稱馬麗華為「人類學散文作家」也許確當。如果說《追你到高原》（散文集）、《我的太陽》（詩集）是馬麗華接觸人類學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發，那麼《藏北遊歷》、《西行阿西》應該是她努力把個人的情感融注于西藏文化反思中的結晶。很顯然這中間馬麗華的感受世界出現了一個新的騰躍。文化人類學視角的確立對這一飛躍無疑產生了較大影響。

　　近三十年來，藏族的歷史文化引起了國內外的重視和關注，國際上掀起了「藏學熱」。研究藏族的論著如雨後春筍，盈千累萬，可謂碩果累累。其中有關來藏探險遊歷之類的著作頗多，對讀者影響甚廣。筆者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美國講學時選讀了桑得伯克（Graham Samdberg）的《西藏的探險》和安德烈·吉包特（Andre Guibaut）的《西藏探險》等等。書中固然不乏成功者的發現，為我們研究和瞭解西藏提供了一些線索和資料，從中也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啟迪；但作為一個藏族讀者，我對這些作者的民族自大心理和西方文明中心主義的不公正態度感到難以接受。

　　他們總是帶著一副優等人的有色眼鏡觀察我們藏族的風土人情，在他們帶有偏見的筆下藏族文化除了離奇古怪，便是野蠻落後。對比之下，《西行阿裡》雖出自於一位生長于黃海之濱的漢族作者之手，卻無一絲一毫的民族偏見。相反作者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當。代文化人類學界有關文化模式、思維方式並無高下優劣之分的觀點」，認為「任何輕視和無視別一生存形態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尤為可貴的是作者為自己「可以在故鄉人面前毫不自卑地稱道自己為西藏人」，而感到自豪。這正是當代人類學家必備的基本態度。

　　在當代人類學家看來，世上的民族無論其大小、其生活方式如何，都有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沒有無文化的民族。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各自適應生存環境的行為、觀念、態度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差異，構成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因此世界各民族對人類文化都作出過各自的貢獻。文化就本質上而言，並無高下、優劣之分。文明並非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民族的功勞，而是由許多民族共同創造。喝酥油茶與喝咖啡，吃生魚片與吃生牛肉，吃糌把與吃大米……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差別僅在於習俗不同。所謂文明與野蠻都是相對而言。所謂文明人有時候很野蠻，而所謂野蠻人有時候倒很文明。

　　當今世界所謂「西方文明」社會中野蠻的行為也處處可見。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丹麥、瑞士、芬蘭、瑞典和美國是自殺率和兇殺率最高的國家。美國的酒精中毒率居世界首位。酗酒、吸毒、暴力等已成為美國社會的弊病。這些文明社會中的不文明行為在邊遠的民族和古老的社會中往往最少聽到。我們去年西行阿裡一個多月，發現生活在雪山草原中的人們不知吸毒、賣淫、自殺為何物。由此可見所謂文明（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並非為某一國家、某一種族或某一民族所特有；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都存在於相對之中。在印度教徒看來美國人吃牛肉的習慣既原始、又令人作嘔。因為在他們的文化中，牛是神聖的動物，不能屠宰為食。

　　同樣，其它民族的人在觀察藏族的習俗和觀念時，也覺得有些習俗稀奇古怪。但作為一個人類學家對這些習俗和觀念的差異必須客觀地加以描述，並要求設身處地地研究這些問題，公正無私地進行考察。人類學的這種態度被稱為文化相對論。這種態度鼓勵人類相互理解。我非常讚賞德國著名人類學家利普斯（Julius·E·Lips）說過的一段話：「在我們的時代，人類學家應在自己的領域中為促使各個民族和文化之間更好地瞭解而工作。我們從原始人那裡得來的遺產，是所有種族和民族所共有的。由人類學材料所揭示的所有民族的共性，最終將為世界大同的實現作出貢獻。人類文化的最早發明和賜予者不能用膚色、民族或宗教來區分——他們是無名的。但他們獻給人類的幸福，遠比許多現代政治家為多，」他說他寫《事物的起源》一書是為了「努力增加民族和文化之間的相互合作。」

　　為了這樣的目的，人類學家就必須避免或克服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因為有民族中心主義思想的人往往對自己民族的文化習俗不假思索地視為理所當然，把別的民族文化習俗視若「野蠻」、「殘酷」、「落後」等，其結果王方礙了正確理解其它民族的文化。這種態度在人類學界被稱為「阻礙文化研究的態度」。《西行阿裡》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作者具有十多年接受藏族文化薰染的獨特背景。十多年來，作者懷著一顆虔誠的心靈，幾乎走訪了西藏的所有角落，並把自己的「事業與生活、乃至友誼和愛情都附麗於」這片土地。通過十多年的目光注視、雙腳觸及、心靈感知，她瞭解了這片土地，理解了這片土地上的文化。從而「齊魯之邦的我」變成了「西藏高原的我」，使她能夠從主位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西藏文化。這就構成了《西行阿裡》的重要特色，不但客觀公正，而且通過歌頌藏民族的一些優秀文化來觀照所謂「西方文明」的弊端，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近年來，國內藏學界似乎也有止個「阿裡熱」。據我所知，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以及記者、畫家、攝影師等文化人都被「千山之巔、萬水之源」的阿裡高原誘惑得如癡如醉。因此，每當提起阿裡的歷史和文化，人們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感和神秘感。不約而同地把千里之外的阿裡選作探險的目標，考察的園地。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地闖入這片「未經現代文明完全染指的最後淨土。」因為當今世界現代化的文化浪潮正在衝擊著每一個角落，昔日讓旅行家和探險家感到驚訝、困惑、陌生的古老文化正在發生變遷，正在紛紛消失。美國古印第安人的文化，現在只能在博物館中或在電影電視中看到。當今世界，遙遠的島嶼和深山老林、荒野大漠都阻擋不住現代工業文化、商業文化的衝擊。同樣，古老而燦爛的阿裡文化在當今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再也不可能隱藏於千年冰雪和雲封霧鎖之中。

　　我們的阿裡之行親眼目睹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正在發生的文化變遷，雖然這種變化比內地仍顯緩慢，但我們已經感到。在獅泉河鎮這種感覺尤其強烈。無論是象雄文化還是古格文化在獅泉河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相反，商店、飯店、賓館、機關、影院、商人……等等使我們感到整個獅泉河鎮仿佛是近十年才突然降臨的「移入文化」。它與藏東的康定，藏北的那曲，藏南的澤當，同屬現代都市文化的產物。難怪作家紮西達娃感到「阿裡存在的不現實」，「奇怪土著阿裡人跑到哪裡去了」。在獅鎮大街上商販爭先恐後的叫賣聲中我們隱約看到了文化變遷引起的競爭、不安和緊張。阿裡地區公路四通八達，公路沿線的農民牧民種植農作物、飼養牲畜不再僅供自己使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致力於賺錢的商品買賣；也不再追求自給自足，而是依賴市場上的購買。

　　為此，他們也越來越重視貨幣的作用和資金的積累。普蘭縣科加村的巴桑家就是我們考察中最熟悉又是最典型的經商發家戶。當巴桑在科加寺神聖的大殿裡，加入祈禱的人群時，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手拿佛珠，身著紅色喇嘛衣服，口中念念有詞，並相信一切的利益都有限，一切都是命中註定，貪欲是邪念。但他回到家中後又是一個無情的商人。他認為在科加這樣的農村，不經商就發不了財，要發財就要懂買賣，買賣人之間講金錢，無人情可言。於是他變成了科加村裡適應文化變遷的成功者。他的家首先擁有了汽車，以車代步使巴桑的買賣越做越大，走出了普蘭，走出了阿裡，跨過了國界。

　　當然，他也沒有忘記傳統社會中輿論的力量，為了換取在科加社區內的聲譽和威望，他將所獲金錢的一部分捐贈給寺院；他自己也時常以每天僅一元錢的微薄工資為寺院服務，但無論如何巴桑已不是。恰守一日一餐、整日閉門修行、不聞不問窗外事的傳統苦行僧人。商業化改變了他的價值觀念，實利主義思想在他心中佔據了地位。他甚至把生意經念到了我們的美國教授南希頭上，以每頂三十元的高價把兩頂手工製品的當地帽賣給了南希教授。他要價時那種鎮定自若、臉不紅心不跳的樣子，令我吃驚。

　　科加村到普蘭縣城通了公路並有了汽車和拖拉機。科加人進縣城的次數、人數增加了。很多人早上去下午歸，於是到縣城掙錢也成為科加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些年輕人被縣城生活所吸引，乾脆去城裡追尋職業和金錢，住在旅店，吃在飯館。他們從電視、廣播、中外商人渠道瞭解到外面的世界，方知樓外有樓，天外有天。如果有一天，這類青年都遷居城裡；如果有一天，科加的土地都用拖拉機播種收割；如果有一天，阿裡人都坐汽車朝聖拜佛，用汽車拉羊毛和鹽，那麼今天《西行阿裡》中描述的那一個個引人入勝的風土人情屆時還能見到嗎？這並非我游談無根。

　　當我們在科加村調查瞭解短短三十多年前這裡存在的歐洲中世紀式的傳統社會制度時，村裡僅有少數人對此猶有記憶。大多數中青年農民對此已經淡漠，不少人甚至不知封建農奴制為何物。這使我想起一百一十多年前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摩爾根在撰寫《古代社會》一書時曾斷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國文明的影響下正在日漸衰頹，他們的技術和語言正在消失，他們的制度正在解體。今天還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實，再過幾年之後即將無從發現。」他的預言今天在美國已成現實。今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已成了我們瞭解昔日印第安部落民族的必讀書。此時此刻人們多麼希望多有幾部像《古代社會》這樣的書，但已後悔莫及。

　　如果再過一百年後，凡對阿裡的過去感興趣的後輩們是否也會責怪我們為什麼不多出幾本像《西行阿裡》這樣的書呢？很有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的人們懷著開墾處女地的興奮和記錄正在一天天消失的文化之喜悅進入千里之外的阿裡，其價值和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學創作。今天的阿裡是過去阿裡的繼續，不知過去的阿裡焉知今日的阿裡？未來的阿裡是今天阿裡的發展，不知今日之阿裡又如何預計未來阿裡的發展趨勢？我們這一代人正肩負著復原過去的阿裡和建設今日阿裡的光輝使命，責無旁貸。

　　更何況，阿裡不但以「世界屋脊之屋脊」著稱於世，而且在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和語言學方面所具有的資料之豐富無與倫比，為其它藏區所不及。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文化價值和意義也遠遠超出了阿裡本地和藏族的範圍。僅就現已發現的考古材料和文獻資料就足以說明，早自中石器時代到以後漫長的文明歷史進程中，我國北方草原乃至整個中亞草原乃至西方古埃及文明，南亞次大陸孕育出來的佛教思想意識以及古印度文明，均曾從四面八方如風一般吹進了阿裡高原，在這裡相互融合形成舉世矚目的民族文化合成，呈現出迷人的多元文化的多重性特點。迄今為止，阿裡仍有許多沒有完全解開的歷史文化之謎。「象雄之謎」、「古格之謎」、「本教之謎」、「崖洞之謎」、「古城堡之謎」、「岩畫之謎」、「神山聖湖之謎」……在千年的岡底斯雪山周圍，在古老的象泉河、馬泉河，孔雀河、獅泉河流域，究竟隱藏著多少人類文化的秘密？也許《西行阿裡》能為之提供一些寶貴的線索和有益的啟迪。

　　當代西藏青年作家兼人類學工作者馬麗華的《西行阿裡》，以她拿手的散文詩情之筆，向我們描繪了一幅動人的阿裡社會的文化風俗畫，比較深刻地揭示了現代阿裡生活的方方面面，書中既有形象生動的文學描寫，再有富於哲理的議論，既有發前人難發之見的觀想，又有知識性和趣味性，既有阿裡不同地區的典型事例的介紹，又有面上的人類學理論上的概括和引述，是一部瞭解阿裡歷史與現實、社會與文化、風俗與人情等不可多得的佳作。特此我不揣冒昧作序，把此書推薦給國內外廣大愛好人類學、文學及藏學的讀者。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于亞運村安苑北裡一號樓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