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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民族傳統觀念中缺乏商品觀念。農牧民不信任、不情願借助商品流通媒介,而寧可世世代代趕著犛牛馱羊進行農牧鹽糧交換。整個西藏直至近代才出現了四大商人。雖然其中的一家居然還買到了貴族爵位,但經商者普遍地位不高。在拉薩等地,最活躍的商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內外的人們:久居拉薩的來自西部克什米爾等地的穆斯林,來自青海、甘肅的回民等。在阿裡,則是新疆維族人。穆斯林充當了當代西藏商品流通媒介的一支活躍而重要的商旅。

  伊斯蘭教本就有著深厚的商業背景和經商傳統。《古蘭經》所規定的正是社會、經商和個人行為的準則。重商主義的伊斯蘭信徒滲入西藏高原由來已久,從事國內外、地區內外的商貿活動已久。拉薩八角街的鑄銅佛像甚至大都為回民的製作——而伊斯蘭教義不僅格外強調唯一神,不僅極端反對偶像崇拜,對製造和銷售偶像者尤為痛惡——提供藏民族宗教生活及世俗生活中的一應物品,體現了回民經商的靈活性。

  去年在北京大學,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年輕的社會學家周星。周星正做著費孝通先生的博士後,按照費老的要求從事「回民怎樣上高原」的專題。他去臨夏做了這項調查。在臨夏的作坊裡,加工的是地道藏貨,它們不久便會在拉薩八角街出現:僅臨夏一州,就有上千輛個體車往返于青藏高原。重商輕死的回民帶上氧氣瓶就開赴青藏公路。既不怕死,也不怕被同化:他們有堅實的伊斯蘭教為抵禦。周星極讚賞回民在農牧之間、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積極致力於溝通的努力。他甚至轉述了費孝通先生的一個觀點:高原牧區必須走現代牧業的道路;每一文化模式的發展都須借助啟動因素,而回族的這種努力有可能構成這種啟動機制。

  在獅泉河鎮,我重又看到在拉薩所見情形,從青海、甘肅回民到新疆維吾爾人,代表了一種以商品經濟為突出特徵的異型文化,從拉薩直到獅泉河,對於藏民族的傳統經濟觀念進行了全面衝擊。

  我從未去過新疆,因之對新疆的「吃」文化(除羊肉串外)當是首次接觸。他們的以肥羊、黃胡蘿蔔製作的抓飯具有異乎尋常的濃烈的膻香。還有那招攬客人低沉的嗓音、濃重的鼻音、短促的音節同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疆人的烤羊肉串已延伸到拉薩。新近見到一位,生意極好,拉薩人認准了新疆人的羊肉串,說比漢人的地道。因此這位製作羊肉串者大獲收益,每月收入高達數千元,足夠一位普通的國家幹部職工全年工資收入。

  四十年來,阿裡的北大門始終敞向新疆,由於新疆的方便和富有。不僅阿裡的邊境由新疆部隊駐防,地方幹部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端賴新疆,連幹部本身也多為新疆所派遣。幹部休假,也總是沿新藏線北上,走喀什,飛烏魯木齊市,再乘火車去往各省。阿裡幹部們說話,不由自主地帶有新疆人的鼻音;阿裡的市場也沿用起新疆所習慣的「公斤」制。例如,目前獅鎮市場上(從新疆運來的)豬肉、羊肉已賣到二十幾元錢一公斤了。而新疆人所賣羊肉,往往曾取材於本地:每年九月前後,草場將要黃萎、羊子正是最肥的時節(阿裡羊子最肥不過四、五十斤重),新疆人便以較低價格大批收購活羊,邊放牧邊趕路,走上月餘回到家鄉。經過一冬的收圈料養,春季裡羊子體重可較前增長三倍,重達百四、五十斤。待把其中的一部分返銷阿裡,當然就有錢可賺。

  以往阿裡幹部吃肉多靠去本地牧區收購,約十元錢一隻羊,只在年節採辦年貨時從新疆成批運來肉類副食。但八十年代以來,全藏範圍內取消了農牧區稅收派購任務,牲畜私有私養,加之商品經濟來勢迅猛,有關管理部門措手不及,吃肉率先就成了問題——這是當今獅鎮一個小插曲。

  新疆維族商人們依據天時地利的優勢,生意做得好;能幹的康巴人當然不甘示弱,也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優勢:語言相通,瞭解農牧民需求,不怕吃苦,不嫌麻煩,生意做得活:開著裝滿貨物的東風大車,在阿裡高原上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地流動推銷兜售。農牧民們向無討價還價習慣,加之送貨上門,購買能力仍然可觀。

  阿裡雖有邊境貿易傳統,但多為以物易物小額貿易。當地百姓中少有職業商人,只在普蘭有坐地商戶,獅鎮商人接領取營業執照者為六百餘人,基本為外來經商者。

  文化應當是在故鄉風景中生長的。現代類型的獅鎮格局、建設風格及生活方式則是引入的。我對於熟悉的藏北那曲鎮的評論尚且是「大草原的異己風格」:大自然的異己分子,違心之作,存在得沒有道理。獅泉河鎮除上述諸種唐突荒誕感外,還遠不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那曲鎮尚有一些歷史,有寺廟,有居民,有牧場。獅鎮則既無歷史,也無寺廟,因為乾燥的砂磧土地難以生長牧草,農牧民皆無。該鎮的存在及其一應風光均屬人造。

  所以有些西藏之外的旅遊者不能夠喜歡獅鎮也在情理之中,他們感到它像是從別處撕下來硬貼在此處的粘貼畫,一切都不合諧,彆扭,無根基……諸如此類。

  人生之緣各有分定,不能強求他人愛你所愛。這個荒原上突兀而起的小城鎮,確實難以讓人一見鍾情。但我不去說不喜歡它,這基於一個理解:獅鎮的出現,正是阿裡身處急劇變革時代,一切都還「來不及」的現身說法:來不及深思熟慮,來不及過渡植根,來不及協調融合,來不及從容不迫,以至來不及取悅於人。

  阿裡三圍之所以在漫長歷史中不時成為獨立王國,原因在於這一範圍內農牧兼有,可自成生存體系。歷來的阿裡生長了植物般的農民,羊群般的牧民,由於它的位置所在及生存必需,它還季節性地生長著帳篷貿易集市。但它不會自發生長很多東西,例如現代化。在它的歷史上也多多引入並非本土生長之物:佛教及其藝術,天主教堂,噶爾本政府,羊肉抓飯……阿裡自會鑒別選用,擇其善者而從之。

  獅泉河鎮存在著已就是既成事實,作為某種象徵已顯現出作用和影響。它逐漸地就化入這片荒原,汲取並散發,為荒原增添了新的信息和因素。近些年來,獅鎮的國營企業中無經營性虧損,企業資金已翻了兩番。阿裡的人均財政收入是全西藏最高的地區。獅泉河鎮正逐步走向向全地區輻射現代文明的中心地位,強化作為地區中心的行政、服務、生產等各項功能,以補足各縣功能不足的問題。為一勞永逸地解決能源問題,準備在不久的將來大投資、高成本,在象泉河上建一座萬千瓦級的水電站。阿裡在本世紀末的可能是:財政自給,大型電站,飛機通航,口岸全面開放,殺向內地聯合辦廠……

  社會生活呈現著生機,而大自然,也以某些信息給獅泉河人提供著安慰:十多年前被「斬盡殺絕」的紅柳,以其頑強堅韌、不屈不撓的生命力,從殘存於大地深處的根須中再次萌發,拱出地面——這種耐高寒乾旱的植物植根之深、蔓延之廣是自然界的奇跡:非如此它不能吸取到地下水——它們被消滅掉莖枝和根部主體之後的五至十年之後,仍能抽枝條、吐葉瓣,但它們能否再生成紅柳的莽莽叢林呢?抑或是苟延殘喘地招搖?還是僅僅長成大遜於前的次生林?

  不知道這個陌生的小鎮對我抱有怎樣的態度,是不歡迎,還是由於太歡迎而格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繼第一次強迫我步行進入該鎮之後,八月二十六日淩晨當我們從普蘭再返獅鎮,在距它約十多公里遠處,它再次讓我當了「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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