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92)

九二

　　中共中央書記處發現了，為什麼楊獻珍的問題，老也沒個完。一天，彭真對康生說，「楊獻珍檢查了幾次，我看可以了。」「我看還早得很哩！」康生不以為然地答道。就這樣，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整批判了8個月，直至最後逼使楊獻珍寫了「向黨低頭認罪書」，才算收場。

　　同樣的問題，後來又在1964年、「文革」中翻出來，不斷加碼拔高，因此正如楊獻珍自己說的那樣，「1959年是我闖禍的一年。」

　　最後，楊獻珍被解除中央黨校校長職務，到各地實地考查。

　　如果楊獻珍僅僅是批評「大躍進」倒還罷了，他還講起了學哲學的問題，而且講的是一通最犯忌的話語——

　　「……有些人把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和學毛主席的著作對立起來，認為讀馬恩列斯的著作，就是『輕視毛主席的著作』，就是『厚古薄今』。他們把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論》對立起來，甚至規定講哲學只能講《實踐論》、《矛盾論》，多講一點也不行。不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對『兩論』也很難理解得透徹深刻，可是對這一套作法不能反對，一反對就要給扣上『輕視主席著作』的帽子。」

　　稍稍研究一下這段話語，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康生等人指責楊獻珍「反對毛主席，反對學毛主席著作」；也不難明白為什麼1964年「合二而一」成了反對毛主席的「罪證」。

　　楊獻珍6月12日的講話很快就被人整理打印送往康生手中，楊卻蒙在鼓裡。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江西廬山召開。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在會議上向毛主席遞交《意見書》，對大躍進提出批評。而楊獻珍6月12日的那篇講話也已被康生作為重要反面教材而大量內部印發。8月，楊獻珍赴廬山參加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彭德懷在這次會上被定為「反黨集團」頭目，楊獻珍大為吃驚，這時才感到災難即將臨頭。

　　下廬山，回北京，一踏進中央黨校的大門，楊獻珍便感到氣氛異常，有的人躲避著他，有的人向他投來同情、詢問的目光。不幾天功夫，楊獻珍便坐在了被批判的席位上，康生早為他列定了令人膽寒的罪狀：「楊獻珍配合彭德懷，一文一武，一個在山上，一個在山下，瘋狂反對三面紅旗，反對毛主席，反對社會主義」。批判結束之後，楊被降職為中央黨校副校長、副書記。他精神沮喪，請求下放到農村勞動鍛煉。

　　這一請求未獲批准，但仍然給了他一把下臺的梯子：准他到外地參觀學習。

　　所幸的是，這場風雨過後氣溫又漸漸轉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對1958年以來中央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總結，指出造成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主席也在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

　　接著，劉少奇於2月份在北京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毛主席到外地沒參加此次會議），進一步總結大躍進的教訓。

　　3月，全國人大第二屆第三次會議在京舉行，周恩來對「大躍進」以來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也作了檢查。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

　　1962年6月，楊獻珍「右傾」問題得到甄別平反，中央黨校為他召開了甄別大會。楊獻珍心情舒暢地認為黨又恢復了尊重科學、尊重唯物論的優良作風，他應該進一步從哲學理論上入手幫助黨總結經驗教訓，使黨變得更成熟，更有朝氣。他在講課中重新批評「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唯心主義哲學思想，批評浮誇謊報是個人主義思想的表現。

　　講課、寫文章還不夠，他還和彭德懷來往密切。彭德懷罷官住在掛甲屯吳家花園，此處離中央黨校很近，騎自行車只需十幾分鐘就到。彭、楊二人早就是摯友，1942年楊任北方局黨校黨委書記，彭是北方局代理書記並兼過黨校校長。那時彭建議將北方局調查室也歸入黨校領導，楊欣然同意；楊建議調查研究工作要與群眾教育相結合，可否把群眾喜愛的作家趙樹理也調到調研室來，讓他深入農村搞調查，用文藝形式教育群眾？彭連連稱是。兩個人一文一武，脾氣格外相投。趙樹理於1943年秋天寫出了《小二黑結婚》，楊獻珍看後立即交彭德懷，二人都拍手叫好。可是此作怎麼也不能出版，楊、彭二人便奔走呼籲，彭還特意題字以示支持，《小二黑結婚》才得以問世。小二黑，使彭、楊的關係更添一層親近。當然，使他倆的兩顆心貼得更近的是廬山會議，「一文一武，一個山下，一個山上」，僅僅是這句評語也足以幫助他倆的感情拴在一起了。楊常常到吳家花園去看望彭，並指派他的學術秘書王哲民為彭當學習輔導員。王哲民當時很年輕，30歲出頭，對彭、楊都十分敬重。「文革」中這位年輕的秘書大禍臨頭，被指控為「兩個反黨分子的牽線人」，開除黨籍攜一家老小發配到河南農村。

　　1961年11月7日，戴罪「參觀學習」從外地歸京的楊獻珍，在給中央黨校59班黨員講課時，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他說，他出去參觀了7個月，在西安時他借閱了幾本志書。在《藍田縣誌》中他發現有這樣的記載：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名叫呂大臨，著有《老子注》兩卷。據說此著已經遺失了。一位名叫晁公武的人大約讀過此書，他介紹說，書的大意是「蓋以老聃之學，合有無謂之元，以為道所出，蓋至於命矣。」楊獻珍認為「合有無謂之元」這句話很有意思，講的是有和無的對立面的統一，這是中國古代光輝的辯證法思想。

　　他說他還讀到明代思想家方以智於1652年著的《東西均》一書。方在該書的《三征篇》中寫道：「虛實也，動靜也，陰陽也，形氣也，道器也，晝夜也，幽明也，生死也，盡天地古今皆二也。兩間無不交，則無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這便是「合二而一」的出處。方以智和呂大臨所講的這些都是「對立統一」的思想。

　　楊獻珍又講到「一分為二」的出處：「關於『一分為二』，宋朝哲學家朱熹在他的著作中就已提出過。譬如他在《朱子類語》中寫道：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又譬如他在《周易本義》上也提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還有明朝醫學家張景嶽也提出過『一分為二』。」

　　楊獻珍認為：「一分為二」、「合二而一」從兩個方面闡述了對立統一規律。「中國的太極略，說它是『一分為二』也可以，說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他進一步對學員們闡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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