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90)

九〇

　　5年之後，1936年6月，獄中黨支部突然收到由秘密渠道傳進來的信件。信稱：目前形勢已發生極大變化，為開拓新局面，保存革命骨幹力量，中共北方局經中央批准，指示獄中的共產黨員按監獄規定儘快辦理手續出獄，為黨工作。

　　薄一波立即召開支部幹事會研究此信。大家都不相信，認為這是敵人的圈套。「要我們辦理他們的手續？那不就是刊登脫離共產黨的啟事？砍咱們腦袋也不幹！」正是為了堅決不辦「手續」，許多同志刑期已滿也未能出獄，還有的同志犧牲了寶貴生命。

　　不久，第二封信又來到獄中。信中明確寫道：「你們知道是誰讓給你們寫這兩封信的嗎？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劉少奇）同志。」同時再次強調：「北方局作出的這一決定是經過黨中央批准的。」

　　楊獻珍、趙博、張友清3人代表獄中黨支部討論這封信，一致決定：不予執行！同時表示：為了共產黨人的氣節，願把牢底坐穿！

　　北方局的第三封指示信又傳進獄中。信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正加緊侵略華北，平津危在旦夕。全國人民已將領導抗日救國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各方面各地方都要求派人去指導工作。但黨的力量薄弱，和當前政治形勢極不適應。關在反省院的同志應早日出獄，去擔負緊迫的實際工作。幾年來你們在獄中進行的各種鬥爭是有成績的，但現在不應該再局限在監獄那個小範圍內，而應當趕快出來投身於抗日救亡廣闊天地之中。你們的獄中鬥爭充分證明你們的堅定忠誠，中央信任你們。當前党在尚無法迫使敵人無條件釋放政治犯的情況下，只有履行敵人的手續，才能出獄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這樣做，而且必須這樣做，不然將會犯嚴重的政治錯誤！黨中央向你們保證，一切由組織負責……

　　薄一波、楊獻珍等人仍不能作出決定，他們繼續與獄外聯繫。待他們確認三封信都是北方局的指示後，只好執行決定。

　　「文化大革命」中，報紙上常出現這樣的說法：「1936年，劉少奇前往天津竊據中央北方局書記職務，他一去就排擠堅持正確路線的柯慶施同志……」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劉對柯的意見極為尊重，讓草嵐子監獄的同志們履行手續出獄就是柯的建議。劉採納後報告中央，擔任相當於總書記職務的張聞天征得中央同意後批准了這一決定。

　　這一決定當時使薄一波、楊獻珍等人走上了抗日前線；而這一決定又在31年之後使薄、楊等人成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

　　1936年9月24日，楊獻珍出獄，暫住北平宣武門外「鄖陽會館」。一個月之後，他隨薄一波、周仲英同志一道前往山西。當時閻錫山為了和蔣介石分庭抗禮，做出了「聯共抗日」的姿態。中共北方局不失時機，成立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由薄一波、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五人負責，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薄一波是山西人，回晉後工作開展異常順利，接辦了「犧盟會」，將其逐漸改變成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

　　在太原，楊獻珍高興地見到了劉亞雄。她早已出獄，但是丈夫陳原道卻再度落入魔掌，犧牲于南京雨花臺。她將剛滿5個月的孩子交給父母撫養（從此終生再未成家，直到1938年去世），前來山西參加犧盟會，成為軍政訓練班女兵連指導員。這時，楊獻珍才從亞雄口中得知劉少白當初撤離「國民飯店」的原因，禁不住幾聲歎息。

　　1937年3月，離別家鄉11年的楊獻珍忽然喜從天降：三位來自家鄉的親人一下子出現在他的面前！一位是弟弟楊邦林，應哥哥的動員來晉參加犧盟會敢死隊；一位是妻子詹王貞；還有一位是兒子楊國福（後改名為楊欣）。楊獻珍離家時國福才剛剛出生，現在已是11歲的大孩子，跟著母親和叔叔千里尋親，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此刻望著父親陌生的面容，半天喊不出「爸爸」兩個字。父親伸出雙臂將兒子摟在懷裡，心裡不知是喜還是悲……

　　4個月之後，「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楊獻珍將妻兒交八路軍辦事處送往延安，隻身留在山西，任第二戰區隨營三分校主任，第二年該校更名為民族革命大學第四分校，他擔任校長之職。1940年他被調任北方局秘書長，並在北方局黨校兼課，講授《聯共黨史》，從此和黨的理論教育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期間寫了不少文章。1942年2月，他出任北方局黨校黨委書記兼教務主任。1945年赴延安，任中央黨校教務處第一副主任。1946年任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副校長。

　　1947年任晉察冀中央局秘書長。1948年，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馬列學校，第一任院長為劉少奇，副院長為陳伯達；楊獻珍任教育長，兼授世界近代史。1949年進京，仍在中央馬列學院，1950年任教育長，1953年任副院長，1954年任常委第一書記。1955年4月任校長。8月1日，中央馬列學院更名為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楊任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

　　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是楊獻珍人生的黃金時期。他渾身有使不完的精力。常常通宵達旦地工作。他的著作接二連三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在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他以「中國黨校工作團」團長身份赴蘇聯參觀訪問，受到蘇聯哲學界異乎尋常的歡迎。雖然他已年過半百，但他覺得自己還很年輕。

　　中國共產黨是個大党，領導著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設社會主義，偉大而艱難的事業必須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因此他們從不說違心話，更不說假話。他的耿直與執著聞名於中央黨校，連炊事員、鍋爐工提起他來也無人不豎起拇指。

　　但是，平靜的生活裡潛伏著風波，這也許是一種自然規律。

　　1958年，在所謂「三面紅旗」的引領下，中國進入了一個「神話」時代，人的能力似乎已臻萬能；移山倒海，呼風喚雨，宛如探囊取物那樣容易。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不再是奮鬥幾個世紀、幾百年的事，而是苦戰幾個月、幾年，就可以實現的，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決策人提出，擺在面前的最大問題，是要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不停頓地反右。

　　康生對此歡喜若狂，使盡渾身的解數，投入到這場「左」的「革命」之中。他以中央「欽差大臣」的身份，手持尚方寶劍，到全國各地遊說，煽風點火，製造出許多的「奇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消滅家庭」，花樣百出的窮折騰、窮過渡、窮驕傲，成了最時興的東西。「一碗一筷、一鋪一蓋，多了就是禍害」的窮共產主義，成了壓倒一切的輿論中心。什麼「一夜寫六十個劇本」，「一畝紅薯產一百二十萬斤」，「一畝水稻田產二十萬斤」，「牛兔交配，兔子要像牛一樣大」，「雞要像一樣人」這些荒誕的口號此起彼伏，仿佛人類已經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真的是「佛法無邊」了。

　　然而，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則是公道的，是講究等價交換的。人類的給予和被給予是相等的；如果永無止境地掠奪，大自然給予的懲罰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在瘋狂的「大躍進」中，人們開始受到了懲罰了：饑餓、浮腫、疾病死亡，不少人再次過起了顛沛流離的悲慘生活，終日掙扎在生死線上。一場人為的災難降臨在無辜人們的頭上，吹得天花亂墜的「神話」時代，終於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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