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35)

三五

　　§團結在魯迅周圍

　　1933年夏天，胡風回到了上海，住在韓起家裡。一個偶然的機會，胡風認識了來韓起家為關押在國民黨監獄的戰友募捐的屠華（筆名梅志），她是江蘇常州人。從上海培明女中畢業加入左聯不久，正巧梅志為之募捐的戰友鐘潛九，也是胡風的朋友。胡風不僅捐3元錢，還托梅志把高爾基的英譯本小說《三人》和一本英文字典轉送獄中的鐘潛九。不久，梅志這位清秀俏麗的少女，與胡風相愛了，並成為胡風最忠誠、最賢淑、最溫存、最真摯的終生伴侶、戰友。

　　1933年8月，胡風接任左聯宣傳部長的職務。接任後，他緊密地團結在魯迅的周圍，在魯迅的指導下進行工作。魯迅為支持胡風的工作，每月出資20元，作為左聯印內部刊物的費用。10月，胡風接任行政書記職務。同時，為了維持生活，他又到孫科主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負責為該館所辦的一個刊物《時事類編》半月刊翻譯日文新聞資料，每月薪100元。1934年秋，因第三種人韓持桁的告密，並在中山文化館內散佈胡風是拿國民黨的錢，為共產黨辦事，使胡風無法再在中山文化館工作，在韓持桁到中山文化館任職不久，胡風就離職。同年10月，又由於穆木天的私人成見，向左聯黨團組織「告密」，攻擊胡風是南京派來的「內奸」，使胡風無法再在左聯工作，立即辭去了左聯行政書記的職務。

　　但胡風仍緊密地戰鬥在魯迅周圍，和魯迅的交往日益密切，魯迅對胡風也更信任了。胡風曾作為中央特科與魯迅聯繫的機要通訊員身份，經常出入魯迅寓所，承擔了黨中央特科與魯迅之間聯絡的使命。在此期間，胡風曾為魯迅轉遞了中央特科急需知道的關於查明國際情報機關被破壞原因的絕密情報；既為魯迅轉遞了魯迅捐助軍委的經費，還為魯迅轉遞了中共高級將領方志敏在獄中寄給魯迅，托魯迅轉交黨中央的用米湯寫的密信。這些機要文件，都由胡風安全地轉交給中央特科的吳奚如，順利地完成了光榮使命。

　　但是，在1936年時，左聯的一些人多次找魯迅談話，他們根據謠言，懷疑胡風是「內奸」，小報還攻擊魯迅和胡風，說什麼「魯迅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魯迅對敵人的造謠和誣衊，在《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文中，給予了義正詞嚴的駁斥，捍衛了他和胡風的純潔的友誼。胡風為魯迅的雜文集《淮風月談》親擬了廣告，擴大魯迅作品的宣傳。

　　1936年初，在魯迅的創議及支持下，被稱為「魯迅派」的作家胡風、蕭軍、聶紺弩等，創辦了又一個左翼地下刊物《海燕》，雖只出版了兩期就被反動當局禁毀，但它在讀者中卻產生了巨大影響。

　　1936年4月底，馮雪峰受黨中央指派，從瓦窯堡來到上海，在魯迅寓所聽取了魯迅關於上海文藝界及左翼文藝運動的情況彙報，馮雪峰向魯迅傳達了黨中央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經過反復研究，經胡風提出，由馮雪峰修改補充，並由魯迅同意，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最後由魯迅征得茅盾同意，由馮雪峰通知胡風寫文章把這個口號提出來。

　　胡風立即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字要求什麼》一文，請魯迅和馮雪峰審讀後交《文學叢報》發表。文章發表後，立即受到「國防文學」論者的圍攻。胡風照魯迅的意見，不作答辯文章，最後由魯迅在病中寫了《答徐懋庸關於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一文，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的產生及其含義作了認真說明和科學解釋。魯迅在文章中明確指出，這個口號不是胡風一人提出的，而是先由他提出並徵求了茅盾等人同意後才提出的，提出這個口號的文章是他請胡風寫的，把一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把圍攻的火力引到自己的身上來，以減輕胡風壓力，緩解「國防文學」論者同胡風之間的學派對立情緒，再一次捍衛他和胡風的戰鬥友誼。

　　1936年10月19日，魯迅與世長辭，胡風聞訊後立即趕到魯迅寓所，參加治喪工作，並被推選為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的成員，一直忙到22日魯迅出殯安葬。10月29日，胡風作《悲痛的告別》，對先師魯迅致以沉痛的哀悼。在魯迅逝世後，胡風為日譯《大魯迅全集》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訂和注釋，同時又參加了《魯迅先生紀念集》的編選工作。不久，在馮雪峰的授意和茅盾的參加下，編輯出版了《工作與學習》叢刊《二三事》、《原野》、《收穫》和《黎明》等4輯，刊登魯迅遺著，宣傳魯迅思想。成為勇敢的魯迅的捍衛者、忠誠的魯迅精神的繼承者和魯迅文藝思想的實踐者。

　　§兩個口號的論爭

　　胡風和魯迅的關係雖然密切，但與其他幾個「左聯」負責人之間卻有誤解和矛盾。

　　後來一切問題的癥結，都起源於此。

　　在魯迅的《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就講到當時「左聯」負責人周揚、夏衍等曾告訴他，說胡風政治上有問題，請他注意。魯迅不以為然，並為此對周揚等有反感。「胡風鯁直，容易招怨，是可以接近的」；他認為胡風的缺點是：「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不肯大眾化」；「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認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

　　1936年夏，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翼文藝界內部發生了「兩個口號」問題爭論。

　　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作為文藝界聯合戰線的口號，魯迅馮雪峰則主張用「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由胡風在一篇文章公開提出。

　　胡風在文章中沒有說明這個口號是經過魯迅同意的，而且隻字不提「國防文學」。

　　因此，對胡風本就有看法的主張「國防文學」的「左聯」成員，便認為胡風置「國防文學」於不顧而另提新口號，分明是蓄意標新立異。於是，批評了胡風提出的口號。

　　當時，另外一些人認為「國防文學」意義不明確，而且有右的傾向，他們也贊成「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

　　於是，在兩三個月之內，圍繞著「兩個口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雙方在各自創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堅持己見，批評對方。後來，因魯迅的逝世和不久爆發的「西安事變」以及第二年「七·七事變」的發生，「兩個口號」的論爭才偃旗息鼓。

　　然而，文藝界的宗派成見和彼此間的積怨並沒消除。胡風只寫了一篇文章就退出了論爭，但主張「國防文學」的不少人指責矛頭是對著胡風，而不直接指向魯迅的。

　　抗戰初期，胡風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籌備工作。「文協」成立後，他擔任文協理事會的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

　　這時胡風獨立創辦了《七月》雜誌。發表了大量進步作家，包括延安革命根據地作家的作品，起到了良好作用。1941年「皖南事變」後被國民黨政府查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