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23)

二三

　　「揭發」、「檢舉」的作法主要兩條，一是誘供，把人捉來後，採取欺騙引誘的手段，說如果揭發出誰是改組派、AB團，就可以把他放了，這樣，張三便供李四、李四供王五、越供越多。有的供出的名字，供者與被供者都不認識，只聽別人說過這人，就瞎供。有的全連點名抓改組派。二是逼供。使用酷刑苦打成招。「揭發」的越多，便說態度好，只要被別人點了名的，不問青紅皂白就抓起，誘供、逼供的結果是被逼者又胡亂供人。這樣你「咬」我，我「咬」他，惡性循環，改組派、AB團、第三黨就抓不完了。到後來，某某人曾和某某人一起吃過東西，哪怕一起吃了幾粒花生米，就說是什麼「吃喝委員會」的，立即逮捕。

　　當時，各團、各營、各連還開展了抓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競賽，看誰抓得多。有的團把正常的黨團活動，也說成是改組派活動，並把參加黨團活動者抓起來。

　　隨著肅反聲浪高漲，紅軍被抓的人越來越多，赤色恐怖籠罩著軍隊。搞得人與人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原來的政治空氣，民主作風，階級感情，統統沒有了。在一些連、營裡還設立了「政治戰士」，團、師裡設了「保衛幹部」，其情形同國民黨內的特務組織差不多，起監視各級幹部的作用。

　　從白雀園肅反開始，張國燾、陳昌浩就不斷地向中共中央報告。1930年10月9日，張國燾又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義寫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關天鄂豫皖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在報告中，把紅軍說得一團漆黑，說「紅軍幹部都極大恐慌」「多半是地主富農分子在紅軍裡當幹部。」

　　1931年11月，張國燾在黃安縣委和軍區黨委聯席擴大會上總結說：「現在，紅四軍中發現大批的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反革命派的活動，是階級鬥爭到了劇烈程度的表現，到了改組派首領被我們逮捕之後，大家才害怕。在未發現以前是不注意的。現在改組派到底肅清沒有？大部分是破獲了，但沒有肅清。陳昌浩同志說黃安的改組派不多。這話可不見得，說比較少可以，陳定候、陳靜宜、江子英不都是改組派嗎？他們不都是黃安人嗎？」張國燾稍停又說：「改組派的活動不是偶然的，是有客觀原因的，過去我們發展黨的組織不注意成分，把地主富農也拉進黨內來，只要是我們的朋友、兄弟、親戚都介紹到黨內來。富農路線，說革命的地方地主富農也是革命的，說不革命的地方連貧農、雇農也是不革命的。加之地方過去送了不少壞分子到紅軍中來，蘇維埃秘書長專政，然後是司務長專政，開除的共產黨員專政，以及不革命的地主富農壞分子專政。命令群眾抬檯子，又不向群眾解釋，還說你不抬檯子就是不革命的話，又不執行黨的正確路線，怎麼不發現改組派？怎麼不發現第三黨、AB團！？」張國燾再提高嗓門喊道：「就是有一萬二萬改組派也不奇怪，到中央分局來後，堅決執行四中全會的路線，才把黨從立三路線的泥坑裡糾正到正確路線上來，建立了保衛局，加緊了肅反工作！」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寫的《豫鄂皖蘇區紅軍歷史》中，寫道：

　　在六安獨立團的肅反中，有一次班長以上的幹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有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餘人。說明當時地方武裝中肅反逮人殺人也是很厲害的，究竟有多少人，當時很少人知道的……

　　由於大肅反的結果，紅軍中有戰鬥經驗的老幹部幾乎被殺完了。鄂豫皖蘇區與紅軍的創造者幾乎被殺完了，外來的党的知識分子軍政幹部被殺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領導者也捕殺了。這一肅反的危害，不僅捕殺了大批的軍政党群的領袖，而且在黨內、蘇維埃政權內、軍隊內與地方群眾中造成了極端嚴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肅反的同志終日揣揣不安，不知死亡何時將至。由於這一大肅反，使紅軍的戰鬥力大大削弱了，部隊中的知識分子有軍事知識、戰鬥經驗、勇而機智的大批幹部被殺害了，使紅四軍在軍事理論上與作戰指揮上大大削弱了。部隊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隊中造成極端反知識分子、反對戴眼鏡的惡劣傾向，幾乎使紅軍成為一支愚蠢的軍隊了。

　　徐向前還回憶：「白雀園『肅反』，都是張國燾親自審訊。開始還讓我參加會議，因為我提了些不同意見，保證說，我剛來鄂豫皖邊時廖榮坤同志就是營長、連長，打仗好等。以後張國燾就乾脆把我甩到一邊，連會也不讓參加，甚至暗地裡審查我。『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為了防止部隊異動，張國燾等分局領導人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組成巡視團，派到各師，監督『肅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見了面都不敢說話，生怕被說成是『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就連王樹生、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麼，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氣氛！

　　「張國燾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他是藉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不僅搞軍隊，也搞地方。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鬥經驗、和群眾有密切聯繫的領導骨幹，最早革命的一些領導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候、肖方、周維炯、薑鏡堂，以及許繼慎、熊受暄、陳奇、王培吾、李榮桂、柯柏園、龐永俊、潘皈佛、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高建鬥、封俊、江子英、黃綱、程紹山、王長先、袁皋甫、吳荊赤、王明、魏孟賢、任難、廖業祺等團以上幹部，均先後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營以下的幹部戰士和地方上的幹部群眾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隊紀律嚴格。抓就抓吧，殺就殺吧。地方上把群眾搞翻了，黃安五區的人民起來反對保衛局，群眾貼標語，喊口號：『打倒張國燾帝國主義！』群眾把張國燾比作殺人不眨眼的帝國主義，不是沒有點道理。像張國燾這種品質不好的人，搞家長制的人，根本就不該派來鄂豫當一把手。

　　這是第一條教訓。

　　「第二條，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傾幼稚病。

　　像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僅積極搞『肅反』，還有套理論，提出要『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與非無產階級觀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線索，主觀上認定必有反革命，非打著燈籠找出來不可。』幼稚得很。其實，哪個人的思想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就變成找尋反革命線索、依據，行嗎？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陳昌浩就更凶嘍。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幹勁十足，但容易狂熱。記得圍黃安時，有個農民領袖、紅軍團長叫黃鋼，被當作改組派抓起來，不服，自殺了。陳昌浩回來說：

　　『你看黃鋼反革命多麼堅決，他剖腹自殺！』認定人家是改組派，沒有證據也信以為真。指導思想上『左』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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