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22)

二二

　　「這一回合的鬥爭我又贏了。下一回合整整許繼慎他們就無後顧之憂了。」自收到臨時中央的批復後，張國燾深深松了一口氣，頓覺眼前道路開朗多了。

　　繼陳昌浩之後，紅四軍緩緩撤回白雀園來了。這時軍中已彌漫著肅反的陣陣狂潮。

　　許繼慎被捕後，陳昌浩組織幾批審問小組加緊審訊。可許繼慎高昂著頭，拒絕誣加給他的一切罪名。張國燾見此情景，對陳昌浩說；

　　「明天我要到下面的河灘上進行審訊，看這個紅四軍裡的反革命頭子松不鬆口。」張國燾話裡充滿了殺氣。

　　曹家河湍湍急流，衝擊著平淺的河灘。河灘上彌漫著一股殺氣。驚心的畫面出現了，一個六尺大漢頂著烈日，手被捆綁著立在河灘上。離他兩尺處的大岩窟門處有一群五大三粗的紅軍戰士，他們或坐或站，中間則坐著一個光頭，他就是張國燾。被捆綁的人也就是十二師師長許繼慎同志。

　　張國燾看到烈日下大汗淋漓的許繼慎，陰陽怪氣地說：「許繼慎，我們紅軍的政策，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天是給你最後的機會，希望你把同國民黨接觸的經過，以及在紅軍中發展的對象名單，徹底交待清楚。」

　　這位馳騁疆場的將軍，經過無數次鞭打，已是血流滿面，皮開肉綻，看著這個特殊的審訊場又環顧四周碧綠的青山，心想道：這可能是我一生的最後時刻了，使我自豪的是革命10多年，無愧於黨和人民。面對眼前兇狠的打手。他大義凜然道：「我的歷史大家都知道。黃埔時期有很多同學，大革命無論黨派如何，大都保持著一定的聯繫，但我的革命信念是從來未改變過的。去年我到蘇區時，國民黨的改組派派人給我送了一封信，表示現在奉中共的命令去搞軍隊打遊擊很好，將來等改組派得勢，推翻蔣介石，奪取了政權，我可以帶著軍隊投過去，與改組派合作。可我並沒接受，並把這事向組織彙報。前不久，黃埔另一同學曾擴情又派人送來一封信，我當即派人將他逮捕，連人帶信一併交給了軍部，這你們清楚的，其它我沒有什麼要交待的了。」

　　「那你師部的吳參謀，你又作何解釋？」張國燾死死糾纏不放。

　　「吳參謀的事，是我工作中的疏忽，可我對他同敵人的聯絡之事，實在是一點也不知道。我願意對此事承擔一定責任。」

　　「那你把軍中與敵人有聯繫的可疑分子交待一下。」

　　「我沒有參預此事，又怎麼說得出他們的名字呢？」

　　「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張國燾一拍面前的石板，指著左右的打手咆哮道：「綁到馬上，拖，拖，拖。」

　　張國燾最後的絕招終於使了出來，隨著他的吼叫聲，幾個唯命是從的打手把許繼慎摞在河灘上，牽過一匹高大的戰馬，將許繼慎的雙手拴在那馬的兩隻後腿上，此時的他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只聽河谷上空一聲鞭響，那戰馬在河灘上飛奔起來，許繼慎的軀體被拖了過去，河灘上留下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跡。這位曾經使敵人聞風喪膽的紅軍優秀指揮員，就這樣被活活地拖死在曹家河的灘上。戰馬跑了一圈後，打手把手放在許繼慎的鼻子下，又摸了心臟部位，然後跑到張國燾跟前。

　　「報告，許繼慎已死。」

　　「罪有應得，可他這一死，我們又斷線了。從現在起，必須到全軍每一個角落實行清洗，掀起肅清反革命及國民黨改組派的高潮……」

　　對於許繼慎、周維炯等屈死的冤魂，徐向前曾回憶：「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延安時，曾找到鄂豫皖時期在保衛局看押犯人的一個同志，問他：張國燾為什麼要抓這些人，他們有些什麼口供！他說：『周維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後還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現得多麼堅決！那個同志還說：『許繼慎的口供是，你們說我是改組派，我就算改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沒辦法證實許繼慎、周維炯他們是反革命。後來，還是一個叫冷欣的國民黨特務說了真話。1942年陳毅同志到延安的時候告訴我，他在新四軍與國民黨談判時，特務冷欣親口對他說：『我們略施小計，你們就殺了許繼慎。』可見，我們是上了國民黨的當了。」

　　§張國燾大搞「赤色恐怖」白雀園冤魂無數

　　紅四方面軍的肅反越演越烈，據陳昌浩後來回憶，從1931年9月13日起到11月22日僅兩個多月，就先後逮捕和殺害排以上幹部戰士2500多人。但據徐向前等人後來的回憶，當時紅四軍中被殺害的指戰員遠比此數多。

　　曾在紅四軍中專搞肅反的政務科科長楊克武說：「刑法是很殘酷的，如灌辣椒水，釘竹簽子，站火磚，捆綁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認是反革命。還要你說和你說話的也是反革命。譬如，人在一起說過話，一個被抓走了，苦打成招，承認了自己是反革命，這還不饒，非要說另一個也是反革命組織的人。這樣又把另一個抓去，如法炮製，株連很多人，然後一一殺害。」

　　常毅同志說：「張國燾在肅反中呼風喚雨，結果把下邊幹部的頭都刮暈了。1932年的5月中旬，部隊行軍至安徽葉集時，我們團政委將全團集合，以點名方式實行肅反。團政委手中拿著花名冊，說：『誰是改組派、AB團、第三黨站出來！』沒人站出。因為誰都知道自己不是AB團、第三黨、改組派。

　　當時，大家都十分緊張，生怕點到自己頭上，若點到自己頭上，戴上『帽子』，就要殺頭的。團政委見沒人站出來，就按冊點名，點一個捆一個，就在這一次，全團幹部戰士被逮捕的就有50多名。審訊方法更荒唐，被捕的人首先承認自己是改組派、AB團或第三黨，然後再供認其他一兩個人，或供出已犧牲人的也行，供出了，就可放掉，去抬擔架或扛大米袋子。若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也不供認別人，不僅要嚴刑拷打，還要殺害。」

　　據史料記載，張國燾坐鎮白雀園不幾天，肅反便從上層波及下層，不少連隊的幹部都被抓了。

　　徐爾珍寫的一份材料說：「1931年秋，我們團已改編成41團，住在英山縣城。一天，張國燾派了劉英到我們團主持肅反。當天，就把連排幹部逮了50多人，當即嚴刑審訊。把這些幹部打成了AB團、改組派、第三黨。我那時在團政治處當幹事。我們主任叫袁漢民，他受刑不過，招認了三條罪，一是組織反革命暴動，參加過反革命會議，時間是每晚出去開會；二是搞破壞，準備割電線；三是在英山城裡組織『吃喝委員會』，並擔任負責人。不久，劉英把逮捕的五十多人，活埋在距英山城南裡的一個大坑裡。我們政治處當時有13個人，那一次就活埋了11人，袁主任也是那次被活埋的。」

　　另一份史料載：有一個叫張守平的指導員，入伍前是個小學教員。在連裡有一定的威望，打仗勇敢，能和戰士們打成一片，就因為他有點文化，就被當做改組派抓了。其他連的連長、指導員，也都以改組派的罪名抓了起來。當時，搞得人人自危，個個心悸，一天到晚提心吊膽過日子。為甚捉的人越來越多呢？是因為互相「揭發」、互相「檢舉」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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