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64)

六四

　　如果說，1957年特別是1962年以來「左」的錯誤的迅速發展，使得毛澤東有可能發動「文化大革命」，那麼，與此同時逐漸發展起來的對「左」的錯誤的不滿和抵制，則使毛澤東感到必須發動「文化大革命」，或者說，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所以把形勢估計得那麼嚴重，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左」的錯誤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分歧、懷疑、抵制增長的結果。「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合力」的產物。

　　§個人和集體

　　人們常說，沒有毛澤東，便不會有「文化大革命」，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卻只說出了問題的一半。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沒有誰能像毛澤東那樣，給中國歷史以那樣巨大、深遠和多方面的影響。毛澤東個人的風格、氣質和特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建設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50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個人的這種作用更加突出，到「文化大革命」時，這種個人作用發展到了極端，以至我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忽視毛澤東個人這種偶然因素的作用，這段歷史便會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但是，問題還有它的另外一半，而且是更為重要的一半。毛澤東的個人作用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才能得到那樣的發揮？是什麼條件使毛澤東具有那樣突出的個人作用，使他在覺得需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就能夠不顧絕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反對，「親自領導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並把它維持了10年之久？這樣，我們接觸到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動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國的政治體制特別是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及其運行機制。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時，我們党和國家領導體制及運行機制的狀況如何呢？對此，鄧小平曾有一段精闢的論述：「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

　　的確，個人崇拜強化和助長了個人專斷，二者結合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1958年以後，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態度，由反對變為默許、欣賞、支持。1970年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總要有點個人崇拜」，「過去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這是因為當他要堅決推行實際錯誤而他認為正確的主張時，不能不依靠個人的絕對權威力排眾議。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出於維護黨的團結和毛澤東的威信，不再堅持不同意見。

　　正如鄧小平所說：「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可見，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使黨喪失了約束和糾正自己領袖犯錯誤的能力。

　　一個領導一切的政黨，一個掌握巨大權力的領導者，一旦失去了強有力的、具體切實的監督和制約，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危機，「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進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毛澤東個人的權力和威望才得以實現的。而這種不正常的權力，正是沒有監督和制約機制的產物。毛澤東認為，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評，會上一鬥爭，比什麼法律都有效。這種觀點曾廣泛流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機制及其運動機制的基礎之一。1957年不經過任何司法機關和法律程序去劃定「右派」，便是其典型表現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列為打倒、橫掃對象的「牛鬼蛇神」一類概念，既非科學的政治術語，更不是法律條文的專有名詞，而是一個充滿主觀隨意性並帶有一些文學色彩的比喻。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在這頂莫名其妙的帽子下被名正言順、冠冕堂皇地迫害、批判的人何止千萬！這類概念的出現，精確地反映著當時我國法制觀念薄弱的程度。

　　上述這些給我們描述了一幅總的畫面：「党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從党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等方面來說，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對這種體制中消極因素的發展，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反過來，體制中的弊病，作為一種直接影響和制約著領導者個人作用發揮的客觀條件，又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作風等方面一些消極因素，「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發展，與領導體制上弊病的積累處於一種同步的狀態。我們可以合理地設想，如果我們的體制是比較健全的，那就不會有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更不會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當我們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時，緊接著就應該補充更為重要的另外一半，沒有發展到這種程度的體制，就沒有「文化大革命」。過時的領導體制在「上面」產生了自己也無法約束的領袖，在「下面」則不斷產生和滋長著自己無法容忍、也無法有效地糾正的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在中國，由於其他方面的原因，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逐漸成為階級鬥爭擴大化發展的動力，導致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升級。經過「文化大革命」的現代中國，對每一個立志振興中華的仁人志士所發出的呼喚聲中，不僅有工農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而且還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領導體制的現代化。

　　§教條的苦果

　　在黨內，毛澤東雖然有著相當高深的理論造詣，但總的看來，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尤其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準備仍然是欠缺的。建國以後，他在對待諸如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急燥冒進，1957年反右派運動和改變我國主要矛盾，1958年輕率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上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那樣缺少一個大政治家應有的穩定性的轉變，那樣急促地、大幅度地改變初衷，除其他原因外，在一定基本理論上的薄弱不能不認為是一個重要原因。即使是他晚年提出的「繼續革命」理論，儘管曾被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但嚴格說來，從理論體系的角度來看，仍然是很粗糙的，而且越到後來越缺乏論證。偌大一個理論體系，卻只是靠偶爾「頒佈」下來的幾條「最高指示」支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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