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63)

六三

　　到八屆十中全會時，量變過程中斷了，質變發生了。這次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升級，是調整深入及某些改革因素出現的產物，是毛澤東與中央領導核心中多數同志分歧的結果，是當時國內一些重大事件的反映。就升級的原因看，它比1957年和1959年更為深刻、廣泛。就其程度來講，十中全會明確了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要求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這在實際上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

　　從1957年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起，中經廬山會議，直到八屆十中全會，是一個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及其理論提出並逐步確立的過程。十中會全這次升級，不僅在於它干擾以至中斷了在一些領域裡初見成效的調整或改革，以及它在理論上所達到的高度，最重要的是，在於它形成了一個可以使階級鬥爭擴大化能夠迅速發展的結構。

　　這種結構並不是社會主義基本規律的產物，而是在指導思想上違背了這種規律的要求，社會主義社會正常發展受到某種干擾的結果。這種結構除自身內部的相互作用外，又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發生著複雜的聯繫和作用，正如人體被疾病侵襲時的相互作用一樣。

　　§大抓「階級鬥爭」

　　八屆十中全會後，黨在仍然以主要精力繼續貫徹執行「八字方針」，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從1963年起到1966年上半年，在部分城市開展了「五反」和社教運動。1966年初發佈的《二十三條》，把二者統稱為「四清」。從根本說，「五反」、「四清」等運動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除「單幹風」等外，大部分仍然是大躍進以來所遺留下來的各種問題，如幹部作風，管理混亂，以及困難時期激化起來的一些階級鬥爭。

　　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後，各地開始大抓階段鬥爭，用階級鬥爭觀點教育幹部。在逐層放大機制作用下，一批誇張的材料很快由各地報到了中央，例如，1963年初，某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各方面的情況表明，當前的階級鬥爭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黑風刮得很大，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企圖復辟，幹部中問題嚴重的比例越到下面越大，而運動所到之處，「牛鬼蛇神」很快消聲匿跡，等等。

　　諸如此類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親自為這些材料寫了批語。他認為，這些材料極為重要，寫得很好，用觸目驚心的事實說明關於階級鬥爭的論斷是正確的。

　　在中央的要求和地方的報告互相激發中，階級鬥爭擴大化加速發展的特點很快便明顯地表現出來。1963年5月中央制訂的《前十條》和1963年9月制訂的《後十條》中，直到1964年下半年的《（後十條）修正草案》，對形勢和運動的性質作出了一次比一次更為嚴重的估計和規定。從認定「這一場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前十條）」到明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後十條修正草案），運動的重點，鬥爭的主要矛頭所向，從社會上的階級鬥爭發展到黨內和幹部隊伍內部，從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到拋開基層組織和幹部，由工作隊領導運動進行奪權，如此等等。

　　運動按其內在規律發展著，它越深入，發現敵人就越多，出現的敵情越嚴重，上面對形勢估計得越嚴重，下面的運動和報告所反映的情況越激烈。

　　1963年9月，毛澤東根據各地報來的材料斷言，在城市和農村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1964年底，某省則進一步提出，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的單位，已經不止三分之一。這個說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像自由落體一樣加速地發展著。到1966年時，它終於發展到這樣一種地步，一方面，人們越來越難以跟上以這樣的速度發展到這種程度的「左」的錯誤，因而矛盾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它已經緊張敏感到很難容得黨內外的不同意見，在常理看來很正常的分歧都將被「無限上綱」，它快節奏的發展使它已不習慣於停頓，哪怕是片刻鬆弛都會使它不安，它為自己造成的動亂振奮，仿佛只有在動亂中才能顯示出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它使廣大幹部、群眾逐漸習慣於不加思考地服從，盲目地接受一次又一次擴大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它使整個民族越來越習慣於以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待各種事物，使人們日甚一日地相信復辟勢力的龐大和逼近。與此同時，它還造就出這樣一種人：他們從這種緊張的政治運動中得到了在正常發展中所得不到的巨大利益，他們以整人為天職，以製造動亂為己任，渴望著在更大的動亂中，在更殘酷的迫害中攝取更多的利益，他們是這種不正常的緊張空氣、動亂局面中的「驕子」，在最革命的口號中一天天墮落下去，走向反面。「文化大革命」中種種悲劇，多出於這些人之手。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就是這種人的代表。

　　總之，「左」的錯誤已經難以約束，按照自身的規律，像一列制動器失靈的列車那樣向前狂奔。

　　§「左」與「右」

　　在「左」的錯誤迅速發展的同時，在黨內外一種對「左」的錯誤的懷疑、不滿以至程度不同的抵制，也在逐漸發展，並在中央領導核心中反映出來。雖然這些思想遠非系統、自覺、明確和集中，對它們很難簡單地用「是」與「否」來評判，但它們已包含著將來發展成為徹底否定「左」的錯誤的深厚力量的萌芽。而且，就是這種萌芽，當時也對「左」的錯誤發展造成了相當的威脅。例如：社教運動中的「右傾」，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對江青的冷落；1965年劉少奇對「走資派」提法所表示的異議；1965年3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對文化知識界中「左」的錯誤的尖銳批評；1965年11月北京市對批判《海瑞罷官》的抵制；1966年「二月提綱」對「左派軍閥」的嚴厲批評；直至《五·一六通知》中所說的「絕大多數黨委對這場偉大的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如此等等，沒有這方面力量的發展，「文化大革命」的產生也是難以想像的。換言之，「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左」的錯誤不能順利發展時，為了排除它所遇到的阻力而發動起來的。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不僅為「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符咒召喚出來的越來越多的「階級敵人」而震驚和緊張，也為中央領導層內部日益明顯的分歧而焦慮。一種危機感使得他更難以聽進不同意見，他已經敏感到把許多並不嚴重的分歧看作是對他個人權威的挑戰；看作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人物的所作所為，對中央領導同志的不滿隨之日益增加。

　　在那一段時間裡，中央領導人除林彪外，都先後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危機感產生了一種孤獨感。毛澤東所以這樣倚重從前並未重用的江青、康生等人，所以允許、支持了林彪、江青等人煽動起來的狂熱的個人崇拜，所以拋開中央領導集體去發動「文化大革命」，都是這種分歧，這種心境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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