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62)

六二

　　※第九章　「炮打司令部」

　　——粉碎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始末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於是毛澤東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炮打司令部」，以打倒並不存在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並把這定為中共歷史上第九次路線鬥爭。

　　§嚴峻的形勢

　　關於「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毛澤東在「運動」初期曾幾次談到。他說，「文化大革命」是積累多年的產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這4年。

　　毛澤東的這些話，對於這段歷史來說，是錯誤的。但是，對於他個人的認識，對於「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來說，卻是真實的。

　　1960年至1962年，毛澤東所看到的，是一個形勢嚴峻、但又逐漸好轉的局面。

　　1958年大躍進造成國民經濟嚴重破壞和人民生活的極大困難。經過1961年的調整，困難有所緩解，形勢卻仍然嚴峻。

　　由於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1958年大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及經濟體制和領導體制等方面的弊病，以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幹部作風嚴重問題一再氾濫，破壞了幹群、黨群關係，加重了農村管理體制上的混亂和經濟上的困難，從1958年底開始，黨中央和毛澤東就開始領導全黨糾正這些錯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認識和方法上的局限性，問題並沒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而這些運動卻逐漸成為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動力。

　　這時，臺灣蔣介石集團也妄圖利用我們的暫時困難，叫囂「反攻大陸」。

　　在國際上，中蘇關係繼續惡化。在中印邊境衝突中公然支持印度。

　　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敵視封鎖。

　　§中央領導層的分歧

　　然而，毛澤東在1962年左右所看到的最主要的，對他影響最大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從1960年底開始，到1962年已取得相當進展的調整，以及圍繞著調整在中央領導層中產生的深刻的分歧。

　　大躍進進行兩年多以後，主要不是出於認識上的提高和理論上的自覺，而是由於實在難以為繼的困難，實際上被迫停止了。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八字方針為中心的調整。調整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雖然整個調整都是在保衛「三面紅旗」的口號下進行的。但實質上，它在許多方面是對1958年以來各種「左」的錯誤部分的、程度不等的否定。例如：大幅度削減指標是對總路線靈魂「高速度」的否定，最終確立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否定，甄別平反是對1958年以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否定，調整文藝、科技和知識分子政策，重申「雙百方針」是對大躍進以來這些領域中「左」的錯誤的否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調整雖然是從壓縮指標、縮小建設規模開始，但它不久就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這個狹小範圍，開始逐漸接觸到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主題—改革（雖然當時還沒有明確地提出這個概念）。

　　顯然，這些努力已不僅僅限於對1958年以來錯誤的糾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涉及到對來自蘇聯的僵化模式的改革。儘管由於1957年以後的一些錯誤，我們在一段時間裡離開了當代社會主義改革的主流，但不久，我們卻又在艱難的環境中，通過調整重新躋身於這個偉大的行列。雖然這些改革僅僅是初步的，沒有充分理論準備，帶有難以避免的局限性，有的甚至不久就被否定，但它畢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嘗試。

　　然而，在當時的條件下，正是調整的這種全面性、深刻性，註定了它將引出一場更為深刻的衝突。這就是：具體政策的糾正和仍然堅持大躍進的指導思想之間的矛盾，已經走在前面的實踐和依然困難重重、躊躇蹣跚、步履艱難的理論之間的矛盾，實踐中已逐漸昭示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方向，與直到當時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被觸動的帶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模式之間的矛盾，如此等等。

　　深入發展的調整，調整中所發生的矛盾，以及圍繞著這些矛盾在中央領導核心中所發生的發歧，這就是毛澤東在1962年所看到的主要問題和「右傾」。這些問題在當時國內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們難以預料的「合力」，即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升級。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指責從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說黑暗，不講光明，使上邊受到壓力。他又把「單幹風」與「黑暗風」聯繫起來，說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全部單幹。毛澤東從對「階級，形勢和矛盾」三個問題的分析中得出結論是，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有時是相當激烈的，對於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等等。這些思想，比較集中地反映在毛澤東在會上的發言以及全會的公報中。

　　1957年反右派運動，1959年反右傾，以及1960年至1961年間的「整風整社」等運動中擴大化錯誤，產生和發展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這是八屆十中全會上擴大化升級的直接理論來源和實踐依據。

　　與1957年、1959年兩次階段鬥爭的嚴重失誤相比，這一次升級，不論是在原因上還是在程度上，都有一些不同之處。

　　在1957年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新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確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其原因在於反右派運動擴大化，以及當時國際共運中的一些嚴重事件。但是，這裡所講的主要矛盾，是限於「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這樣一個特定階段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結論不僅違反在此之前的八大決議，也有悖於在此之後的大躍進實踐。

　　理論與實踐的這種脫節、矛盾現象，反映了理論自身的薄弱，以及理論提出者態度上的輕率和思想上的矛盾。

　　1959年廬山會議上，階級鬥爭被擴大到黨內。這次黨內分歧，已經涉及到對大躍進，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等較深層次問題的認識。但這次分歧的深刻性、全面性及尖銳性，顯然不能與調整時期的分歧相比。而且，毛澤東此時關於階級鬥爭的論述，也與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論述不相協調，會後不久，就又全力以赴地繼續大躍進了。1960年3月中央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說到會議的13個議題和1960年要在全國開展的「五大運動」時，階級鬥爭的觀點在他的思想中，也還是不成熟、不穩定、不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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