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25)

二五

　　§過高估計革命形勢

　　四中全會後的中央，發了許多文件，有關於全黨工作的，有關於一個地區一個部門的，其基本點是：對當時的革命形勢作了過高估計，因而認為共產國際的「進攻路線」是絕對正確的，各地區、各條戰線都必須執行；誰對這條路線有懷疑，或貫徹不力，就是「右傾」，就要堅決反對。

　　當時的中央文件，對革命形勢與革命力量的發展都作了過高估計。四中全會後發出的第一號《通告》說：「目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正深刻的向前發展，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亦日益劇烈」；「在國民黨統治的帝國主義殘酷侵略的條件之下，……群眾的革命鬥爭是高漲的，尤其是農民土地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將向前發展，而蘇區與紅軍的存在也更將推動著革命運動前進。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必然堅決執行進攻的路線。」

　　同時中央文件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沒落程度也作了過高的估計，認為國民黨「已經破產」，「正進行垂死掙扎」。8月底發出的文件，認為蔣介石「抵擋不住紅軍的英勇與群眾的威力」，對國民黨士兵的覺悟也作了過高估計，並把局部現象推論出全域性結論。中央在給紅軍及各級黨部的《訓令》中說：「國民黨軍隊的兵士不願攻打紅軍，離營逃跑的日見增多，有投奔到蘇區去的，而整隊投入紅軍的事亦時常發生」。

　　因對敵我雙方都作了不恰當的估計，於是對整個革命形勢也看得過於樂觀，以為革命很快就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

　　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導致了對任務的錯誤部署。

　　當時中央部署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是王明一再強調「沖上前去」的「進攻路線」。

　　在「進攻路線」和「沖上前去」的口號下，中央訓令紅軍在衝破三次「圍剿」後，「必須佔領一個兩個頂大的城市」。

　　與此同時，中央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違反「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的方針，作出了「左」的錯誤部署。

　　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要求領導工人進行政治罷工、遊行示威、飛行集會等。3月21日的中央決議說：「加緊領導工人群眾開展經濟戰鬥，準備和組織政治罷工」。5月9日的中央決議要求「在五卅當天」，「舉行示威或飛行集會」。

　　10月18日的緊急通知說：「在反動統治區域中，黨必須準備動員和組織11月7日的罷工與示威」。

　　在中央文件中對工人運動的要求，一次比一次「左」，一次比一次更便於把革命力量暴露給手握屠刀的敵人。

　　關於農民運動的絕大多數文件，取消了農民鬥爭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提出組織農民暴動。

　　關於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兵運工作，中央文件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要兵不要官」，要求向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說明「只有推翻自己的長官」，「才能夠得到士兵群眾的真實的出路」。多數文件有急於求成的急燥情緒，不注意長期隱蔽。1931年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於「組織士兵暴動和吸引他們到革命方面來」。

　　實行所謂「進攻路線」的盲目冒進行動必然遭到主張從實際出發的同志的反對與抵制。然而這些反對和抵制都被王明和當時的中央稱為「右傾」，並加以批判。當時的中央文件，連篇累牘地指示各地「反右」鬥爭。

　　通過一系列的條件，中央把王明小冊子中的理論、原則，具體化為各個方面的實際工作部署。於是，使處在不同崗位上的黨員，都必須按王明「反右傾」的總綱行動。

　　§順我者上，逆我者下——書記大換班

　　為了使中央制定的文件變成全黨實際行動，王明與當時的中央提出了「系統」改造黨的措施。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實行順我者提拔、重用，逆我者打擊、鬥爭的宗派主義幹部政策；實行「欽差大臣滿天飛」的領導體制，派「中央代表」等指導、監督地方黨組織。

　　對聽話的幹部，王明則是「大膽重用」，授以大權。陳昌浩、李竹聲、潘問友等都是他向中央要到江蘇的。這批幹部一到，王明就把上海各區的區委書記都作了調整，由陳昌浩到滬東區委，朱阿根到滬西區委，殷鑒到滬中區委，焦明之到閘北區委，夏曦到滬南區委，等等，而原來的區委幹部，有的撤職，有的調動，有的甚至不發生活費。

　　這種宗派主義幹部政策，是在「改造和充實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的總口號下實施的，是「系統」改造黨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提拔幹部方面，當時的中央特別強調工人成分。「一開始便馬上拉到領導機關負重要的領導責任，結果不能勝任他的工作」，又配備一個秘書長指揮一切，形成「秘書長專政」。目的就是撤掉那些懷疑、抵制「左」傾錯誤的人，換上執行王明「左」傾主張的人。

　　實行「欽差大臣滿天飛」的領導體制，包括兩個措施：

　　（一）向各蘇區派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機構；（二）實行巡視員制度。中央文件說：為了「最高限度」地加強蘇區的領導，「必須增加並鞏固蘇維埃區域中央的成分」。根據這項決議，中央先後派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派張國燾、陳昌浩到鄂豫皖蘇區，由張國燾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等等。中央給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極大的權力：「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他有權可以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中央在派出代表的同時，還賦予代表機構和代表的任務：「必須立即改正」各蘇區在政策上「所犯的錯誤」。所謂「改正」各地「所犯的錯誤」，事實上就是推行「左」傾政策。中央往哪個蘇區派中央代表早，哪個蘇區的中央代表貫徹「左」傾政策有力，那裡的損失就越大。

　　關於巡視員制度，《中央巡視條例》規定：巡視員是中央的「全權代表」，「對中央須負絕對責任」。要傳達「國際和四中全會以後，中央一切決議案特別是最近的決議案」，找出當地「工作中的具體缺點和錯誤」，予以糾正。「在組織上，巡視員有加強和改造各地黨部的任務」。於是，就使巡視員淩駕於各地黨組織之上，成為「太上皇」，可以強制推行以王明小冊子為基調制定的一切「左」傾政策。

　　由於實行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及「欽差大臣滿天飛」的領導體制，便從組織上、制度上保證了王明「左」傾錯誤主張在全黨的逐漸推行。

　　§開展「反右傾鬥爭」

　　王明和「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中央，把「反右傾」鬥爭，把打擊所謂「右傾」幹部，作為推行「左」傾錯誤主張的主要手段。

　　四中全會後，王明利用他兼任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之職，首先在上海，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召開了江蘇省委擴大會議，宣稱上海黨組織在貫徹四中全會精神時，先要集中力量反對何孟雄等人；要把這一鬥爭和反對羅章龍的鬥爭結合起來。他誣衊何是「老機會主義者」，「長期對黨不滿」，「有個人野心」，「與羅章龍右派同流合污」，是貫徹四中全會決議的主要障礙，是江蘇省委的主要危險。他嚴令大家對何孟雄等人要「提高警惕」。他要求各區委把這一鬥爭從黨內擴大到赤色群眾組織及黨的外圍團體中去。他還規定凡是參加何孟雄等人組織活動的黨員必須立即退出並進行檢討，違者，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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