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26)

二六

　　不久，王明又召開了第二次擴大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對何孟雄等人進行打擊，更嚴重的是，王明已從中央特科得到消息，知道國民黨已打入何孟雄等人內部，卻不讓特科去告訴何孟雄等提高警惕，卻說：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是有危險的，恐怕已來不及了。

　　後來，王明得知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後，十分冷淡地說：這是早就預料到的，是何孟雄等人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他們是在進行反黨活動中被捕的，與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質有所不同。隨後他把在獄中的何孟雄開除了黨籍。當何孟雄等英勇就義後，王明還說：何孟雄等人雖然犧牲了。但對他們的錯誤，還要嚴肅對待，徹底清算。

　　四中全會後，王明進一步對早就懷恨在心的瞿秋白進行打擊。瞿秋白已經寫了檢討信，但由於有人找原來的中央領導人談心，於是王明疑神疑鬼，誣稱是「立三主義者和右派企圖聯合」，並以中央決議的形式要瞿秋白再寫聲明，以「表明積極反右派與立三路線的政治態度」。在重病中的瞿秋白按要求又寫了聲明書，但王明又用算舊帳的方法，以中央的名義作出《關於1926年—1930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說瞿秋白在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曾以中山大學中反支部局的派別行動來影響過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當時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線領導之下，對於陳紹禹等四同志」進行了處分。王明此舉是典型的打擊報復惡劣行為。

　　王明不僅用組織名義打擊持不同意見的高級幹部，而且還通過各級組織打擊一般幹部和一般黨員。哈爾濱一個學生黨員，因反四中全會被迫寫了三次檢討書。有人代表組織對他說：你要是真悔過就去卸警察的槍。這位青年去搶槍，結果被抓走了。

　　為了驅使全黨執行「左」傾政策，王明控制的中央不斷發出指示，責令各級黨組織開展「反右傾」鬥爭。用極不正常的手段強迫全黨執行「左」傾路線。

　　當時的中央，把一切不符王明「左」傾主張的方針、政策，都戴上「右傾」的帽子，加以反對。在蘇區，把不執行「左」的土地政策、經濟政策、勞動政策、肅反政策，都說成是「缺乏明確階級路線」，都是「右傾」，要堅決反對。對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士兵運動，都做了「左」傾冒險的部署。

　　當時的中央，還對主張爭取和中立中間階級的，均稱為「離開階級立場之機會主義觀點」。有的文件把「反蔣各派」成立的廣東政府，說得比蔣介石南京政府更壞；有的文件把共產黨以外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派別，統稱為南京政府的「走卒」。

　　當時的中央還把矛盾的性質和矛盾尖銳程度混為一談，從而影響了對「第三勢力」採取的政策。

　　如果有人說軍閥之間的矛盾尖銳，應該利用，那就被認為是「麻痹群眾的警覺」，是「右傾」。

　　§遙控中共繼續推行「王明路線」

　　1931年4月後，白區出現了嚴重的恐怖氣氛。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牛蘭夫婦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移送南京；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

　　惡訊頻傳，王明已成驚弓之鳥。為了苟且偷安，他決定到莫斯科去，在那裡不但生活舒適，還可以借助米夫的幫助，在共產國際謀得一官半職，遙控中央，推行「王明路線」。王明征得了米夫的同意。米夫「在共產國際內，居中國革命指導者的地位，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在中共黨內，他的崇信門徒已佔據要津，在他身邊又有陳紹禹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資格與他互相唱和，從此他大可為所欲為，青雲直上了」。

　　王明著手進行出國安排。最重要的是物色人選，接替自己的職位，保證中國革命按著「王明路線」運行。於是，「由王明提議經共產國際東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等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博古負總責」。王明臨行前，「再三關照博古，囑他萬事都要請示共產國際」，「不可擅自行動，更不能聽信他人」。作了如此安排後，王明於1931年10月18日和孟慶樹、吳克堅、盧鏡如一起，秘密乘日本船從上海啟航，於11月7日悄然來到莫斯科。

　　王明到莫斯科第三天，即11月10日，就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在共產國際領導機關執行職責。

　　王明到莫斯科當天，是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11月6日，共產國際針對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發表《告各國男工女工，告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者和被壓迫者宣言》，號召人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中國東北三省而鬥爭。《宣言》的主要內容不是集中力量反對侵佔東北三省的日本帝國主義，而是反對一切主義；說日本侵佔東北三省不是為滅亡中國，而是進攻蘇聯。這些都成為王明繼續堅持「左」傾錯誤的理論基礎。

　　作為「負責中國黨的事情」的王明參加制定的第一個共產國際文件是1931年12月29日給中共中央的《共產國際指示》。《指示》明確表達了他的「左」傾思想。把「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作為中心口號，是不講鬥爭策略的冒險錯誤。還明確提出「推翻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完全忽視了民族矛盾升為主要矛盾的客觀事實。

　　它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

　　此後，他被破格提拔擔任第十二次全會第十三次會議的執行主席；並在會上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會後又被選為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

　　這一階段，王明還通過書寫文章繼續堅持和發展「王明路線」。王明強調：堅決地反對各種各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

　　在王明和共產國際「左」傾思想遙控下，國內以博古為首的中央極力推行「王明路線」，到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時，「王明路線」發展到頂點。這時，在「王明路線」的危害下，中共在抗戰問題上廣泛實行「要兵不要官」的「下層統一路線政策」，導致了1933年10月「察哈爾抗戰」的失敗和1934年2月「閩變」的夭折，喪失了有利的革命時機。

　　直至遵義會議，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鬥爭下，才結束了這條殃及全黨及中國革命的「王明路線」。

　　§迫害俞秀松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乘蘇聯軍用飛機離開莫斯科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與盛世才一起迫害俞秀松。

　　在「中大」時即與王明產生矛盾的俞秀松與周達文、董亦湘被趕出列寧學院後，在1933年由聯共派到伯力作文化教育工作。周達文和董亦湘在伯力工作到1937年被捕，後下落不明。俞秀松到伯力後擔任《工人之路》報的副總編輯。

　　這個報紙是遠東邊區區黨委領導下的唯一的中文報紙，是向該地區中國工人介紹國際形勢，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1935年，新疆軍閥盛世才和蘇聯拉關係，向蘇聯要幹部。

　　聯共（布）就從蘇聯各地的中國同志裡面選了25名派到新疆，其中就有俞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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