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82)

八二

　　在一次演說會上，劉靜庵激昂慷慨地說道：「中國醒！中國醒！我中華大國，外國要瓜分了！我們同胞又要做二重亡國奴了！……那拉氏常言：甯將中國亡於外國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滿清亦自認中國就要亡了！我漢人四萬萬同胞，被滿清壓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現在迫在眉睫，應該醒來，應該覺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為人奴隸牛馬……。」聽了這番話，董必武激動地整夜不能入睡，輾轉反倒，反復思索。他和劉靜庵的關係也更為密切了。

　　在日知會時，起初他被改良主義的重要刊物《新民叢報》所深深吸引，開始接觸康有為、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思想。認為「梁啟超筆下常有感情，煽動性大」，對自己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

　　這以後不久，董必武得知：中國革命同盟會於1905年7、8月間在日本東京成立。成立大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並確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作為同盟會的革命宗旨。

　　同年10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以《民報》和《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革命派同改良派進行了激烈的大論戰。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首次公開提出：「民權、民族、民生」三大主義，號召實行民族民主革命。

　　董必武細心鑽研了《民報》和章炳麟（太炎1869—1936）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書籍。他以嚴肅的態度，認真研究了兩派的綱領和主張，反復思索對比，思想上逐漸明確起來：「康、梁的主張，雖有其進步之處，而孫中山主張採取的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統治，而且要還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國，這當然是合乎民意、符合世界潮流的先進綱領。」

　　問題想通了，董必武的心情十分激動，認為國家有了希望，並預感到中國正處於革命的前夜。於是毅然拋棄了康、梁的君主立憲改良主義思想，轉而接近了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1906年，萍（鄉）瀏（陽）醴（陵）起義爆發，同盟會派人到湖北策應。由於叛徒出賣，1907年1月，日知會組織遭到破壞，劉靜庵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酷刑，劉靜庵慷慨陳詞「勁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國危殆」，力陳救亡的革命的必要，後死於獄中。劉靜庵這種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革命精神，對董必武影響很大。董必武把劉靜庵看作是自己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師」。

　　§投身「二次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孫中山領導的、以武昌起義為標誌的辛亥革命爆發。在短短兩個月內，全國已有13個省和上海市以及部分省份的州、縣宣佈起義。清王朝的統治迅速瓦解。

　　在中華大地上持續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行將就木。

　　武昌起義後，建立了革命的軍政府。董必武得到消息後，立即趕到武昌，並參加到軍政府軍務部擔任秘書工作。

　　這期間，清政府調集重兵向漢口反攻。起義軍和清軍在劉家廟和三道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為了盡自己的一份力量，董必武從武昌迅速趕到漢口參加了兵站工作。組織支援前線起義部隊的後勤供應。

　　後來，他回憶說：「當我們在漢口三道橋看到革命軍與清軍作戰的英勇氣概，以及武漢市民男女老少對革命軍的積極幫助，那種自動饋送糧食，送子彈，抬傷兵，踴躍歡欣的情形，真是難以用筆墨和口舌來形容的。守糧庫和管錢局的學生軍真是秋毫無犯，婦女投身前線者不多，而能努力看護傷兵。參加革命隊伍者都抱著推翻清朝政府，爭取革命勝利的一顆純潔的心」。這是「民族精神的一種體現」。

　　董必武精神振奮，情緒高昂，他夜以繼日的拼命工作。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後因清軍援軍不斷增加，雙方力量懸殊，漢口、漢陽先後失守，武昌成為一座孤城。雖然形勢萬分危急，董必武仍毅然加入到保衛武昌的戰鬥中。後來因為全國各地的支持和響應，保衛武昌的戰鬥終於取得了首戰的勝利。

　　1913年，為了策應孫中山發動的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與湖北革命党人曾積極進行準備。

　　「二次革命」失敗後，黎元洪對湖北革命黨人大肆屠殺。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張國恩等革命黨人在湖北無法立足，不得不逃亡上海。

　　§同盟會的元老

　　1914年1月，在朋友的幫助下，董必武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學習期間，正巧孫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於重組中華革命黨。當時處於革命的低潮期，許多革命黨人因「二次革命」的失敗而失去信心，處於一種苦悶，彷徨的狀態。因此，當中華革命党成立時，加入者僅僅數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統一是國民黨的致命弱點。所以他十分贊同孫中山重建革命黨的主張，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毅然加入中華革命黨。董必武在他的《回憶第一次謁見中山先生》一文中說「先生……指示中國的出路，惟有實行三民主義的革命；特別鼓勵我們在失敗後，不要灰心短氣，要再接再厲地努力去幹，革命不是僥倖可以成功的，只要我們在失敗中得到教訓；改正錯誤，提出好的辦法來，繼續革命，勝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孫中山對革命的信心給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學校攻讀法律的同時，更加積極熱情地投入到中華革命黨在日本組織的各項革命活動中。

　　孫中山領導組成中華革命黨以後，進一步開展反袁世凱獨裁、賣國、復辟的武裝鬥爭。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張國恩奉孫中山之命歸國，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聯繫。

　　董必武懷著變革中國社會和為人民多做貢獻的一片赤誠，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決心，很快回到湖北，謀劃反袁的秘密軍事行動。董必武到武漢後，和舊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

　　1917年2月21日，董必武離開武漢到日本參加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律科畢業考試。這一時期，日本思想界異常活躍，有關社會問題的著作也越來越多，他開始接觸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書籍，漸漸認識到他們對舊社會的揭發雖有相似之處，但革命方法卻迥然不同，應該進一步仔細研究。帶著這種想法，董必武又積極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戰爭。

　　1917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國會非常會議，以維護《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為號召，建立了護法軍政府，發動護法戰爭，這時，董必武和姚汝嬰應駐防川縣的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之邀任司令部秘書，共謀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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