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81)

八一

　　當王明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推行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時，任弼時同志受中央委託，到共產國際去系統地介紹中國的實際情況，闡明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取得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不久，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錯誤，這和任弼時同志進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開的。

　　四十年代初，任弼時同志回到延安，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協助毛澤東同志領導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籌備召開黨的七大，成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助手之一。

　　任弼時同志富有政治遠見。在領導開展大生產運動時，他就明確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共產黨人如果只曉得用戰爭和暴力來推翻舊的制度和統治，而不善於建設新的豐衣足食的幸福快樂的社會，那我們是不會勝利的，就是勝利了也不能鞏固。

　　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同志和毛澤東、周恩來同志一起留在陝北主持黨中央工作。他善於在複雜的鬥爭中正確地把握航向。在土地改革運動蓬勃發展時，他帶病到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周圍20多個村子進行調查，還瞭解了各解放區的土改情況，及時指出土改中出現的「左」的錯誤，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糾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經黨中央批准作為指導文件印發全黨，對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糾正土改中的「左」的錯誤傾向，保證土地改革的健康進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任弼時同志的工作作風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實在。他歷來注意調查研究，嚴格尊重事實，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敢於堅持實事求是。他頭腦冷靜，思維縝密，辦事細緻周到，善於正確解決複雜的重大問題。

　　任弼時同志為人正直，對同志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公道正派，不分親疏，從而得到幹部、群眾的普遍尊敬和愛戴。他身患嚴重的高血壓症；長期抱病堅持繁重的工作。當他病情加重時，同志們勸他休息，他卻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的重任，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他這種堅韌不拔、甘於做出自我犧牲的精神，被同志們形象地譽為『駱駝精神』。

　　任弼時同志在我們党的歷史上是立下很大功勞的。党和人民將永遠懷念他。他去世的時候只有46歲，但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我們奮發前進。

　　※第八章　董必武

　　「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的新中國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的開國大典，能夠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僅有毛澤東和董必武。

　　§繞道回家的秀才

　　1885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于河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的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中。黃安，是出了許多共產黨的將軍的地方，他原名資棕，又名用威，字潔佘，號壁武。從事革命活動以後改名必武。

　　董必武全家近30口人，這近30張嘴主要靠他的父親董基人，以及四叔教塾館的收入和大伯、二伯給官府管地畝錢糧冊書得來的錢來維持。董必武的母親蔡氏是位典型的傳統型的中國勞動婦女。她克勤克儉、紡紗織布，操持家務。當時，家中雖然人口眾多，年齡差別也很大，但他們兄弟之間卻能互諒互讓，彼此理解，和睦相處。董必武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雖貧窮卻很和睦的家庭中。這樣溫良謙讓的家庭氛圍對董必武的人生道路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5歲時，父親董基人在黃安縣城內東街廣善庵教書，董必武也常常跟去，但他並不是跟去聽課，因為他年歲很小，只不過是在一旁玩耍。有一天，父親在廣善庵三殿內考問就讀的叔伯兄弟背誦《三字經》，竟然沒有一個能背全，這時，正在窗外玩耍的董必武即大膽地高聲代答，居然一字不差。父親喜出望外，隨即讓年幼的董必武跟班就讀。

　　由於家境貧困，董必武所用的書，多是父輩或兄長用過的舊書，天長日久，書中已有許多字跡不清楚，他只好用紙粘好，再照別人的書補上。

　　9歲時，他隨四叔住校就讀，常常在四叔起床之前，就悄悄地起來灑水掃地，開始學習。

　　十歲時，他隨父親到麻城縣張傑彎讀書。這以後，他轉入黃安縣城福生祠書館學習。這期間，他除了熟讀四書五經、翻閱父親、四叔的藏書外，還向同學和親朋借閱了不少演義和歷史著作，漸漸充實了他的文史知識。這時，他的文章已經相當通達洗練，幾次參加縣的「觀風」考試，都名列前茅，並受到鼓勵。

　　清朝末年，傳統觀念、世俗之風認為科舉考試是獵取功名，耀祖光宗，提高家庭地位的階梯。董必武的家庭也不例外，特別是父親和四叔，見他學業日漸長進，非常希望他選擇適當的時機參加科舉考試，考取功名，這樣將會十分有助於改變家庭的窘態。

　　在全家人的鼓勵下，1903年，董必武赴黃州府報名應試。

　　不出所料，他沒有辜負家人的希望，中了秀才。

　　按照當時的社會習俗，中了秀才回來，鄉鄰總要在城外鳴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賀，但董必武卻故意繞道回家。

　　§醉心于維新變法的康梁思想

　　在武昌學習期間，董必武經常光顧的場所是距司衙巷不遠的美國教會聖公會附設的閱報室—日知會。

　　在那裡，董必武閱讀各種報刊雜誌，如饑似渴地尋求新知識，思考著明天，思考著未來。當時，日知會的司理是革命党人劉靜庵，他原是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的負責人，因清政府無理查封了該所，才不得已隱藏在此繼續進行革命活動。

　　劉靜庵與聖公會會長胡蘭亭，借用日知會的名義，廣泛收集國內外各種報紙、雜誌和新書籍，供人閱讀，而且還組織星期日演講會，宣傳反對清政府的革命主張。一時間，武漢的革命黨人，熱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紛紛雲集這裡，針砭時弊，抨擊朝政。

　　董必武在這裡結識了一些革命黨人，看到了國內外的不少新書和報刊雜誌，眼界豁然開朗。

　　開始，他看到康有為提倡維新運動的書籍和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時，對他們所宣揚的改革朝政，變法圖強議論，感到十分新鮮，同時也非常讚賞，又被他們富有感染力的流暢文筆所吸引。很快就成為他們的著作和《新民叢報》的熱心讀者。

　　漸漸地，董必武結識了劉靜庵。劉靜庵對年輕的董必武影響很大。

　　在日知會，董必武首次讀到《猛回頭》、《警世鐘》。

　　《警世鐘》起首的四句詩給董必武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四句話是：「長夢千歲何日醒，睡鄉誰道警鐘鳴；腥風血雨難為我，好個江山忍送人。」

　　的確，中華大好河山就要斷送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手中。廣大的中國民眾何日才能猛醒？又將由誰來喚醒他們？中國的出路在哪？這樣許多的問題常常困擾著董必武。

　　另外，劉靜庵還將《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二本書介紹給董必武，囑他好好讀。

　　《揚州十日記》記述了1645年清軍屠殺揚州人民的暴行。《嘉定屠城記略》記述了1645年清軍下江南時在嘉定（今上海嘉定）進行三次大屠殺的暴行。

　　讀了這二部書，使董必武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敗，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殘暴。怎樣才能救民？董必武在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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