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83)

八三

　　1919年1月27日夜，靖國軍唐克明勾結川軍旅軍方化南，乘蔡濟民不備，襲擊蔡部將蔡謀殺。

　　當時正在四川萬縣為部隊籌集糧款的董必武聞訊很快趕回，可人們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與同事們處理蔡濟民的後事時，發現了唐、方勾結謀殺蔡濟民的電報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來面目。

　　同事們對於這種發生在革命陣營內部的謀殺感到無比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孫中山有關方面申訴。

　　董必武到上海後，在詹大悲等人的協助下，會見了各方面人士，向孫中山彙報了事情的經過。

　　但孫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擠出護法軍政府，雖對蔡濟民被害深表同情，因無實力也無計實施。

　　董必武於是聯合蘇成章等靖國軍成員，在報上發表公電，陳述蔡濟民被害經過，揭露西南軍閥的罪惡勾當，呼籲伸張正義，懲辦禍首，為蔡昭雪。

　　然而蔡濟民一案還是不了了之，以無結果而告終。

　　§痛苦的思索

　　「五四」運動前夜，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在國內宣傳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新文化運動正以新的姿態在全國蓬勃發展。

　　董必武以濃厚的興趣，如饑似渴地研讀了李漢俊從日本帶回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思想上發生了很大變化。1928年，他在回憶這段情況時寫道：「世界大戰中，中國有一種啟蒙運動，提倡這種運動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體的改革，進而討論社會問題。我們看了這些刊物和李漢俊介紹的幾種日本新出的雜誌，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覺得中日兩國的雜誌當時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彼此都認為現代社會已發生毛病了，傳統的觀念、道德、方法都要改變了，至於怎樣改變，改變成一種什麼樣子，都很茫然。就社會主義說，當時有的介紹無政府主義，有的介紹共產主義，有的介紹社會主義，且只有文字的宣傳，沒有實際上的組織。我們幾個人都很歡迎這種新的運動，很愛看此類的新書。」

　　「五四」運動的爆發，給董必武的思想發展以新的推動。他與李漢俊、張國恩、詹大悲等人，幾乎天天聚會，交換書籍，討論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讀書的同時，以嚴肅的態度回顧自己歷經坎坷的道路，思考總結過去革命鬥爭經驗教訓。

　　他認識到，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軍閥篡奪了。此後，國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這艱難的歲月裡，他追隨孫中山革命多年，屢遭失敗，深感中國需要繼續革命，但舊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於是迫切希望尋找到中國革命的出路。

　　他從中國的客觀實際出發，把各種新思潮加以對比研討，認為西方的議會民主在一些國家雖已實行，但在中國已被證明難以實現；無政府主義雖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濃，不切實際；只有布爾什維克的主張和辦法，比較切實可行，可以作為榜樣。

　　董必武逐漸領悟到中國革命必須效仿俄國革命的方法，走俄國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儘管還是初步的，但已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考慮中國的革命問題和世界問題，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跨入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者的行列。

　　§創建中國共產黨

　　1937年，董必武會見英國記者尼姆韋爾斯談到創立中國共產黨時說：

　　1920年，李漢俊這個從日本歸國的學生、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計劃在上海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並到武漢來同我商量。我決定參加，並負責籌組黨的湖北支部。這個組織於1920年9月組成。

　　中國共產黨中心建立於1920年5月，那時陳獨秀為此目的同李大釗到了上海。我沒出席這次會議，但是我參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每個省派兩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學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後來叛變，參加了國民黨。湖北省派陳譚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約於1935年在紅軍中工作時與瞿秋白同時被殺）和毛澤東。北京派張國燾和劉仁靜。劉仁靜現在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漢俊和李達，李漢俊1927年在漢口被殺，李達現在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他成了一個大學教授。廣東派陳公博和包惠僧，陳公博後來叛變成為南京政府的工業部長，包惠僧後來也成為國民黨內政部官員。山東派鄧恩銘和王盡美——後來兩個人都被殺了。來自共產國際的兩個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一個是荷蘭人，在中國我們都叫他馬林。另一個是俄國人，他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原來陳獨秀要參加會議並確定為這次會議的主席。但是，那時他必須在廣東，於是張國燾代替他。關於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制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

　　我記得辯論的一個觀點，是黨員可以不可以當官和做技術工作。一些人反對這樣做。通過的決議是一個「關門」政策，保持黨員的秘密和「純潔」。我們還決定黨員不能加入任何別的政黨，包括孫中山的黨。我們的主要工作是發展黨。我記得會上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包括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李漢俊等人。

　　除我以外，在創党人中，還有一些是老同盟會員，例如陳獨秀、戴季陶和沈玄廬。

　　那時，武漢中學成為湖北共產黨的中心。黨支部由包括我在內的五個人組成。不久，我的最進步的十名學生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後來，在創建黨支部的五個人中，有三個人離開了党，一個成為自由職業者，一個現在在南京，一個現在在漢口當律師。只有陳潭秋和我堅持信仰。我不知道陳潭秋怎樣了，但是我想他還活著。

　　不久，武漢成為一個共產黨的重要基地。党原擬辦一所外國語學校作為宣傳中心。一個俄國共產黨員叫馬耶夫和他的妻子來到武漢任教，但是這個計劃未能實現，所以他們又返回上海。

　　1921年夏天，陳獨秀親自到武漢，並在一所教會學校——文華大學做了一次演講。他恰巧遇到一個與該校有聯繫的工人，在陳獨秀的影響下，這工人加入了河北省共產黨，並通過他和棉廠的一些工人聯繫。這樣，黨在工業部門獲得了擴展。

　　那時，武漢有一個激進的青年團體，他們有烏托邦和半無政府主義思想，熱衷於搞「親農村運動」。這個團體的中心在中華大學，他們創辦了一個「利群書社」。他們的領導人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名叫惲代英。他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是中國早期最優秀的青年領導人之一。這些「新農村人」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不久他們就開始討論馬克思主義，並有許多人參加了共產黨。後來，惲代英在四川入了党，於1932年犧牲。

　　我們湖北第一次黨代表會議，有30名代表出席。我們派學生到農村去建立組織和進行宣傳，他們的工作對1923年平漢鐵路大罷工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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