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78)

七八

　　紅二、六軍團湘西攻勢，共擊潰、殲滅敵軍近20個團，恢復與開闢約2．5萬平方公里地區，奠定了湘鄂川黔邊蘇區的基礎。面對敵人將臨的大規模「圍剿」，任弼時在省委召開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反「圍剿」動員報告。說：各個戰線都是在軍委統一意志之下互相配合、呼應的進行戰鬥，每一戰線的勝利或失敗都會影響整個戰局。「我們這塊蘇區在整個戰線上是處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動中心的武漢和長沙，是整個戰線上一個前進陣地，同時又是在進攻中央野戰軍和四方面軍主要敵人的側後方，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鞏固這個新陣地，迅速粉碎敵人對我們的大舉進攻……牽制、分散敵人的後方，來動搖敵人的整個陣勢，直接幫助野戰軍和四方面軍迅速取得決戰的勝利。」

　　1935年2月至8月，任弼時、賀龍等領導湘鄂川黔蘇區軍民進行了曲折的反「圍剿」鬥爭。作戰初期，因採取等待敵人前進，從正面迎擊，和對敵估計上的錯誤，沒能大量殲敵及阻止敵人進攻，陷入被動。紅二、六軍團在準備撤出蘇區轉移時，賀龍、任弼時抓住有利戰機，取得陳家河——桃子溪戰役的勝利，殲敵第五十八師師部及3個團，迅速扭轉局勢，轉入反攻。接連取得忠堡、板栗園、芭蕉索等重要戰鬥勝利，至8月完全打破敵人的「圍剿」，並東進到石門、臨澧、澧州、津市等既富庶又重要的戰略地區。

　　紅二、六軍團在半年多反「圍剿」中，吸引敵軍81個團到自己周圍，與10倍於己的強大敵人艱苦戰鬥，先後擊敗敵軍70餘團，斃傷俘戰約2萬，繳槍近萬，擴大新戰士達8000人。任弼時在闡述這次反「圍剿」勝利的意義時說：「由於我們積極的勝利的行動，不但鉗制住了敵人六個縱隊兵力，使其不能進攻中央野戰軍，而且繼續把進攻或預備進攻中央野戰軍的一部分敵人吸引了過來，使中央野戰軍與四方面軍勝利地會合，並還有大量的進攻中央野戰軍、四方面軍……的敵人正在被我們調動，或者將要被調動過來。

　　這在配合主力紅軍與其他蘇區上，是盡了我們的力，完成了歷史任務的。」1935年，留在長沙以南的紅2、6軍團與黨中央失去通訊聯絡。因任弼時不知道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搞分裂的情況，更不知與2、6軍團聯絡的密碼本由張國燾攜帶。1935年12月黨中央到達陝北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其中在軍事戰略決偵第17條提出，要儘快「完成與2、6軍團的通訊聯絡」。

　　1936年1月，2、6軍團在一次與四方面軍通報中突然聽到一個不知呼號、不知所屬的電臺呼叫2、6軍團，經問詢，才知是軍委三局局長王諍親自上機呼叫，才恢復了和黨中央的聯絡。但因沒密碼本，中央發來的第一份電報用的是明碼，大意是：弼兄：我們已到陝西保安，密碼留老四處……弟豪。這是曾化名伍豪的周恩來發給任弼時的一份簡短明碼電報，說明中央已到陝北，與原2、6軍團聯絡的密碼本留在紅四方面軍。

　　1936年9月29日，三大主力將會師，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紅二方面軍：「你們尚保存偉大力量，將來發展無量，可為中國革命慶賀」。

　　§在莫斯科協助周恩來工作

　　抗戰開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從蘇維埃革命轉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國際曾給予高度評價，但國共兩黨二度合作後的具體情況及出現的新問題，共產國際也不甚了了。193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

　　1938年3月5日，任弼時離開延安，抵達莫斯科。

　　在莫斯科，任弼時先後兩次以書面及口頭補充形式，向共產國際報告了中共幾月來發動群眾，配合友軍，採用敵後遊擊戰的作戰方針和方法，英勇禦敵的歷程，又向各國兄弟黨及全世界人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

　　共產國際聽取了任弼時的報告，明確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並說毛澤東領導八路軍聯蔣抗日的新政策是「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

　　8月，周恩來因右臂骨折治療效果不佳，中共中央決定讓他赴蘇醫治。9月，周恩來一行抵達莫斯科。分別一年多，任弼時和周恩來異國相逢。周恩來一見弼時，便大步迎上前緊緊擁抱，連聲問好。這時，任弼時先注意到的是周恩來負傷的右臂。

　　「很痛嗎？」任弼時關切地詢問傷勢。

　　「沒什麼關係。」周恩來笑著說。

　　任弼時親自替戰友聯繫醫院，安排治療，並要恩來好好養病。但周恩來不願整天躺在床上。住院期間，他仍和弼時一起工作。他們聯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為八路軍培養軍事技術幹部的軍事學校，因缺乏技術和教員，教學難以進行，要求幫助解決。

　　12月下旬，周恩來出院，當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29日，為共產國際撰寫的長達5．5萬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完稿。接著，在任弼時的薦請下向共產國際介紹了王明回國後的表現及其他在統一戰線中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在此期間，任弼時和周恩來分工合作，一邊與駐共產國際各國代表團聯繫，讓他們瞭解中國抗日戰爭的進展情況，爭取援助，一邊開始作回國準備。

　　因任弼時身份特殊，回國途中怕出意外，便決定：凡秘密文件、甚至弼時本人的東西都交周恩來攜帶，周恩來在國共合作中有公開的社會身份，不怕糾纏。於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對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任弼時負責的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訊密碼等，都由周恩來帶在身上。

　　1940年2月25日，任弼時、周恩來、陳琮英、鄧穎超等一行9人，乘火車離開莫斯科到蘇聯阿拉木圖，轉乘飛機回到祖國。

　　§和毛澤東、劉少奇組成中央書記處，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任遠遠在紀念父親任弼時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1941年父親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先搞「搶救運動」，後又拋出「自救運動」，大搞逼供信，父親幾次向毛主席反映情況，提出必須馬上糾正，後來，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見，兩人商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針，隨後中央又制定了九條，使整風運動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194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1944年父親明確闡明了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

　　「破壞舊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係，是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關係，使人民能夠過看真正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的生活。」

　　「革命是為著建設，而建設的根本就是發展經濟。」

　　「我們共產黨人如果只曉得用戰爭和暴力來推翻舊的制度和統治，而不善於建設新的豐衣足食的幸福快樂的社會，那我們也是不會勝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敗。」

　　1944年受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委託，父親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父親以全票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七屆一中全會上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同志一起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和黨中央書記。歷史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正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這個集體領導下所取得的。1950年，毛澤東主席回憶他最得意的解放戰爭時說：「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裡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周總理補充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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