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77)

七七

　　在土地改革政策方面，任弼時支持毛澤東關於「按人口平分」的主張。當時毛澤東關於土地鬥爭「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張，被臨時中央指責為「富農路線」加以批判。但無論在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還是在8月21日蘇區中央局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中，任弼時都支持毛澤東「按人口平分」的主張。直到1931年10月31日蘇區中央局在複臨時中央的電報中，仍認為「分配土地決定以人口為標準，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廣大群眾擁護，執行結果並不損害中農貧農的利益」。

　　§調任湘贛省委書記

　　此時，一件意外的打擊向任弼時襲來。陳琮英在上海被捕。就在任弼時3月離開上海一個星期，陳琮英生下女兒任遠志。6月，因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被捕叛變，陳琮英抱著繈褓中的孩子，被關進了潮濕陰暗的牢房。

　　消息從上海傳到中央蘇區。同志們都為陳琮英和孩子擔心，也為弼時擔心。

　　12月，周恩來來到中央蘇區，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他特地來看望弼時，他關切地問：「琮英有什麼消息沒有？」

　　「沒有。」任弼時搖搖頭，說：「不要緊，她會經得起考驗的。」

　　周恩來信任地點了點頭，並再次和上海黨組織聯繫，指示中央特科儘快設法營救。

　　1932年初，上海方面來信了。報告了一個好消息，經黨組織的多方營救，陳琮英和孩子已安全出獄。周恩來十分高興地說：好！讓她馬上到中央蘇區來！接著，他又指示給陳琮英發電報。陳琮英接到電報，把孩子送回老家，隻身來到中央蘇區。

　　陳琮英到達中央蘇區後，周恩來親自安排她的工作和生活，說：陳琮英同志是可靠的，安排作機要工作吧！

　　這時，任弼時與周恩來同住在長汀的一座小樓裡。周恩來一有空就來看望任弼時與陳琮英，任弼時十分感動。他對陳琮英說：「這是到了我們自己的地方，我們要加倍努力工作和學習。」

　　不久，原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搬進江西蘇區，「左」傾路線在蘇區占統治地位。1933年5月，以博古為代表的中共臨時中央認為任弼時執行政策不力，免去了他的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便派他到湘贛蘇區任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

　　§為革命保存了偉大力量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戰略指導下的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已完全陷入被動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及軍事顧問李德，處在彷徨中：既想作戰略轉移，又命令中央紅軍繼續與敵人拚消耗，企圖守住蘇區。在此情況下，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的任弼時，受命率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開展遊擊戰爭，創立新的蘇區，並同在黔東活動的紅三軍聯繫，以共同北上吸引敵人改變部署，輔助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

　　按中央中共、中革軍委7月23日《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任弼時任中央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和紅六軍團領導人、軍政委員會委員蕭克、王震一起，領導湘贛蘇區廣大軍民進行轉移準備。8月7日，任弼時等率紅六軍團開始突圍西征，連續行軍作戰近80天，跨越贛、湘、桂、黔四省敵境500多裡，突破數倍優勢敵軍的圍、追、堵、截，戰勝重重困難，於10月24日到達黔東印江縣木黃，和賀龍等領導的紅三軍勝利會師，完成了中央和軍委賦予的戰略任務。

　　紅六軍團和紅三軍會師時，中央紅軍已開始戰略轉移，紅四方面軍剛結束艱苦的反「六路圍攻」，又準備應付敵人的「川陝會剿」。

　　任弼時縱觀戰爭全域，十分明確自己所處的戰略地位和作用。他說：「在配合各方的作戰當中，我二、六軍團占著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兩軍會師的實力共7000多人，又處在不鞏固的黔東蘇區，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任弼時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他知道，首先必須搞好兩軍的團結與統一。在慶祝兩軍會師大會上，任弼時宣讀了中央賀電，並作了當時形勢與任務的報告，還特意把賀龍介紹給六軍團指戰員，他說：「看哪，他就是兩把菜刀鬧革命，南昌起義的總指揮，我們紅三軍的軍長賀龍同志！」對賀龍的推崇之意溢於言表，為加強兩軍團結作出了表率。之後，中革軍委任命賀龍、任弼時為紅二軍團軍政首長，統一領導二、六軍團，始終強調兩個軍團的團結。正如賀龍評價的，「二、六軍團會師是好的，可說是全軍會師的模範。」

　　當時中革軍委一再指示兩軍團分開行動，但任弼時等總觀當前形勢，一致贊同賀龍的主張，兩個軍團暫集中行動，發動湘西攻勢，這一正確決策，對之後二、六軍團勝利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徹底糾正夏曦錯誤方面，任弼時起了很大作用。夏曦是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書記，兼任紅三軍政治委員。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路線政策，在對敵鬥爭、紅軍建議、根據地建設、肅反等方面，都實行了一系列錯誤政策，使紅三軍實力銳減，瀕臨絕境。賀龍曾描繪兩軍會師時的紅三軍：「那時，紅三軍的情況如同東北流亡歌曲一樣，蘇區丟光了，幹部殺完了，只剩四個黨員，其餘都不是黨員，是黨員也不敢承認是黨員，好像一個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紅旗。」

　　賀龍等很多幹部曾與夏曦作過多次鬥爭，但夏曦是中央代表又不認錯，與黨中央也失去聯絡，無力解決。任弼時知道這些情況後，即以高度責任感，大力支持糾正夏曦錯誤。在二、六軍團進軍湘西佔領永順後，任弼時先後主持召開兩軍團領導人會議及紅二軍團党的積極分子會議，逐步深入地批評糾正夏曦錯誤，進一步加強了紅二軍團建設，任弼時還與蕭克、王震聯名向黨中央及軍委系統報告了夏曦的錯誤，「建議中央撤銷他中央分局書記及分革軍委會主席……並提議賀龍為分革軍委會的主席，肖、任副之。」肯定紅二軍團成績，指明紅二軍團當前建設任務。1934年11月16日，中央書記處複電又一次指出夏曦領導工作中的錯誤，「決定創立湘川黔邊省委，以弼時為書記，賀、夏、關、肖、王等為委員……組織黔川湘邊軍區，司令員及政委由賀、任兼任。」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和軍委，決定組織湘鄂川黔蘇區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分會，賀龍任主席，任弼時等任委員。這對賀龍等的正確意見，是極大的支持，同時為兩軍團共同行動確立了正確領導。

　　1934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央紅軍處在湘江戰役前後的嚴重困難時期。紅二、六軍團向湘西發起攻勢，首戰龍家寨，殲敵兩個旅大部，威脅湘敵側背；繼沿沅江東下，占桃源，圍常德，又擊潰敵軍3個團，震動長沙。何鍵一日數電向蔣介石告急：「共軍圍攻常德甚急，勢難固守，請飛兵救援」，並急令「追剿」中央紅軍的湘軍第十九、第六十二、第十六師兼程回援常、桃，在江西的敵軍第二十六師亦奉令馳援常德；鄂湘川邊區「剿共」總司令徐源泉為求自保，不顧蔣介石要他率部入川與中央紅軍作戰的指令，將3個師另2個旅陳兵于湘鄂邊。二、六軍團的行動，「給了湖南敵人和進攻我中央野戰軍的敵人的總後方以很大的威脅，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戰軍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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