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79)

七九

　　1961年周總理在和一位外國党的領導人的談話中回憶起那段歷史時動情地說：「我們領導革命戰爭時，在全國、在中央決定問題的只有三個人。當時中央書記處共有五個人，分散在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劉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們領導全國土改，搞根據地；在中央只有三個人，毛主席、周恩來與任弼時同志。所謂中央，就是這三個人嘛！」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這一代領導集體是相輔相成、團結友愛、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的完美整體。這正如鮮紅的旗幟上凝聚著五顆金星，代表我們祖國一樣。

　　毛主席從重慶回延安後休息一段，從1946年5月底至11月初父親主管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當時他提出發展和繁榮解放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並著重指出：

　　「在有利於發展和繁榮解放區經濟的條件下，可以允許外國資本家到解放區投資……外資可以獨辦某些企業，約定一定年限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經營，按股分利……為著發展解放區工業，吸引民族資本以致外國資本到解放區繁榮經濟，我們必須防止過左的勞動政策。」

　　1948年當全國土地改革高潮中亟需糾正「左」的錯誤時，毛澤東主席致電劉少奇同志：「我們準備發表弼時同志的一篇演講，不發表一月決定草案（即中央1月18日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決定草案），因為弼時同志的講演比一月決定充實得多。」這篇演講作為中央的政策性文件，對土地改革的順利發展和保證全國革命勝利作出了貢獻。

　　在這篇講演中，父親還最早提出了新中國的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毛澤東的一次激烈爭執

　　1947年3月12日，一架國民黨軍隊的轟炸機在延安上空丟下成串的炸彈。頓時，延河兩岸燃起了熊熊大火和陣陣硝煙。同時，國民黨的34個旅共23萬人，從南、西、北三個方向向延安逼近。

　　黨中央緊急召開會議，決定暫時主動撤離延安，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依靠群眾和有利的地形，打人民戰爭。用「蘑菇」戰術，集中優勢兵力，尋機殲敵，不久，為適應戰爭形勢的發展，黨中央又決定成立前委、工委及後委。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黨中央和前委及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指揮西北及全國各個戰場的作戰；工委由劉少奇、朱德等率領，轉移到晉察冀解放區，完成黨中央委託的任務；葉劍英、楊尚昆等率領黨中央及中央軍委機關的大部分人員組成中央後方委員會，轉移到晉綏解放區工作。留在陝北的機關人員全部武裝起來，與警衛部隊一起編為中央支隊，任弼時任支隊司令，陸定一任政治委員。

　　任弼時一方面與周恩來一起，協助毛澤東指揮西北及全國的解放戰爭，一方面指揮為數不多的警衛部隊，與胡宗南的幾十萬虎狼之師進行周旋，以確保黨中央的安全。

　　西北野戰軍撤離延安不久，便先後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痛擊了胡宗南的部隊。為此，蔣介石惱羞成怒，令胡宗南不顧一切同人民解放軍決戰。中共中央命令西北野戰軍避敵鋒芒，挺進隴東。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劉戡率4個多旅從延安、安塞經蟠龍真武洞，從東南向西北撲來，離中央機關僅幾裡。同時，胡宗南部董釗也率兵由延安經安塞高橋向保安進發。當時，紅軍主力在隴東地區，離中央機關駐地王家灣有幾百里。毛澤東身邊的全部兵力僅4個連。把炊事員、飼養員等後勤人員算在內，也不過300來人，真正能投入戰鬥的只有200多人，形勢極嚴峻。中央決定立即從王家灣轉移。

　　任弼時以支隊司令的名義通知部隊向北走，如有情況再向東走。任弼時認為西面和北面均有敵人，向北走路寬，活動餘地大，情況緊急時還可過黃河，這樣可確保毛澤東及黨中央的安全。

　　部隊接到通知後，整裝待發。兩個鐘頭過去了，還沒得到出發命令。中央支隊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沉不住氣了，他走進毛澤東的住地，正聽到任弼時與毛澤東正為此事進行激烈的爭論。……

　　毛澤東不同意向北、向東轉移，更不同意一有情況就過黃河。他主張迎著敵人向西轉移，而中央一定要堅持留在陝北。

　　「部隊向西轉移，很可能和敵人相遇，即使部隊避開了胡宗南的主力，西邊是馬鴻逵的防區，部隊仍有可能與敵人遭遇，中央機關和毛澤東的安全仍沒有保障……」任弼時心裡很不踏實。

　　作為中央支隊司令的任弼時，對中央機關和毛澤東的安全擔負著重大責任。每到一地，他總是囑咐身邊的同志，首先為毛澤東安排一個較安靜的工作與休息的環境。

　　任弼時記得，朱總司令在率中央工委離開陝北、東渡黃河時，再三囑咐留在陝北的警衛部隊：「你們的任務很重大，也很艱巨，一定要想盡辦法保證毛主席、黨中央的絕對安全，不能出一點差錯。」

　　因此，任弼時把保衛毛澤東和中央機關的安全看成是全黨賦予他的重托。中央留在陝北，任弼時是完全同意的。但現在遇到險情，他自然地把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作為考慮問題的根本立足點，他想竭力說服毛澤東同意自己的意見。

　　然而，毛澤東具有超人的審時度勢、洞察一切的才能。他絲毫沒有考慮到個人的安危，他考慮的是全國解放戰爭的全域，他語重心長地對任弼時說：「中央留在陝北，是一戰略問題，這樣可牽制住敵人，減輕其他戰場的壓力。如果中央過了黃河，西北戰場的敵人就會很快撲向山東，或其他戰場，這對全國解放戰爭是不利的。」毛澤東還預料，敵人不會往西，西邊是很荒涼的小路，即使敵人向西，速度也很慢，向北到高陽岔，是一條大路，敵人如追過來，速度很快。經過爭論，任弼時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事後證明毛澤東的預料是正確的。

　　之後形勢稍微穩定，部隊到達天賜灣後，毛澤東又批評了任弼時，並撤了他中央支隊司令的職務，由周恩來接替。是因為任弼時在決定部隊行動方向時，事先沒和毛澤東、周恩來商量就下達命令，違反了黨內的紀律。任弼時，忠誠坦白，接受了毛澤東的批評，並積極協助周恩來工作。

　　§毛澤東為任弼時赴蘇治病親自致信斯大林

　　1949年3月，任弼時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領導人一起，在歡呼聲中進了北京城。

　　不料，參加完西郊機場的閱兵式，剛回到駐地的任弼時便病倒了。這次發病血壓（低壓）高達150毫米水銀柱，心臟每分鐘跳動110次以上。

　　黨中央連夜開會決定：弼時必須立即全休靜養，直到康復。

　　任弼時服從黨的決定，放下手中的工作，來到西郊寂靜而清幽的玉泉山。

　　關於行軍路線的爭執不但沒引起毛澤東在工作上對任弼時的不信任，同時也沒影響他們的私人感情。毛澤東始終很關心任弼時。

　　1949年任弼時再度休養後，毛澤東還派人將一缸紅魚送到任弼時的住所，附信說：「送上紅魚一群，以供觀覽。敬祝健康！」

　　任弼時在國內休養了一段時間，病情雖有好轉，但沒有根本改變，於是，中央決定送任弼時到蘇聯治療。毛澤東還於11月21日親自致信斯大林，商議任弼時去蘇養病一事。斯大林表示歡迎他去蘇聯，並特地派著名的醫學博士歌諾瓦洛夫乘專列到北京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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