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44)

四四

　　周恩來的這個思想在腦海中是很牢固的，貫穿他的一生。十年後，1963年9月5日，他在接見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代表團時，還對他們說：取得完全的獨立，建設和改造一個國家，是個更艱巨和長期的任務，不只是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甚至要上百年。關鍵不僅是取得政治獨立，而且要取得經濟獨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獨立。

　　實行每個五年建設計劃，是我國經濟建設邁出的重要一步。曾經多年任周恩來經濟秘書的吳群敢說，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恢復，我國制定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草案，「在此期間，所有蘇聯援助建設的項目，包括選址、規模、配套等等，都經周恩來逐個審定並電告蘇方首腦洽商。『一五』計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建立了我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並初步改善了我國工業的地區佈局」。1952年8月，周總理審定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後和陳雲、李富春、李強、閻寶航等同志以及計委、經委的部分同志到蘇聯去談判，在雙方協定蘇聯對我國的援助項目時，開始是九十項，以後增加五十一項，合共一四一項，到1956年時經過增補，成為一五六項，這一五六項援助項目，從項目定下來，到供貨、安裝、生產，以及蘇聯專家幫助我們進行施工設計、試驗研究等，周總理都是親自過問的。

　　早在本世紀20年代初，周恩來剛加入共產黨的時候，他就設想通過革命來建立新的政府，從而發展生產，開發實業，達到經濟的發展。他說：「一旦革命告成，政權落到勞動階級手裡，那時候乃得言共產主義發達實業的方法。」「革命成功後，生產的勞動階級建立了強有力的政府，消滅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資本，公有了農田，重用世界上的科學家來幫助無產者開發實業，振興學術，更進而求生產力和消費力的均平配合」，那時候，才能使「大規模生產得以實現，科學為全人類效力」。

　　現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在中國開始了，周恩來已經是政府總理，面對著舊中國半殖民地的極不合理的經濟佈局，他費了很多心血——對能源、電力、有色金屬、重要煤礦等這類屬經濟命脈性質的工業，放在什麼地方；內陸地域的大片工業空白中，怎麼布點等等，大到國家宏觀安排，小到企業內部的一些重要措施，周恩來都考慮到。據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志說：周總理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仍抓緊經濟建設工作，而且抓得很多，很廣，很細，對許多部門的情況、問題、數字了如指掌，他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的重要企業，有的還不止去一次，50年代、60年代，一直這樣。

　　§「徐師傅，我拜你為師」

　　周恩來深入工廠、礦山基層，不光是視察、瞭解情況，而且也是學習。50年代他不止一次地到過上海鋼廠。1957年7月他到上鋼一廠二轉爐車間時，登上了五號行車，懇切地對行車駕駛員徐金庚說：「徐師傅，我拜你為師。」他在徐師傅指點下，親自駕駛了行車。

　　1958年7月17日上午和晚上，周恩來兩次到上鋼一廠，在爐前，他和工人一起揮舞鐵鍬，進料加礦石，儘管滿頭大汗，依然幹勁十足。在勞動間隙，他和工人一起就地休息，聊天，瞭解情況。廠領導把冷飲送到周總理手裡。周恩來一邊擦汗水，一邊看著手裡那瓶汽水，問：「他們呢？」

　　一旁的工人揚起手中的汽水瓶：「我們都有。」

　　周恩來看見工人手中的汽水是白色的，自己手中的汽水是淡黃色的，就問廠領導：「怎麼顏色不一樣？」

　　「這是為總理預備的。」

　　周恩來慈祥而又嚴肅地說：「都是勞動者嘛，工人能喝，我為什麼不能喝？不能特殊。」說著，他把自己手裡的淡黃色汽水換了一瓶白色的鹽汽水，和工人一起喝著談起來。

　　周恩來對於經濟建設工作非常內行，一方面是因為他有廣博的學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經常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注意傾聽大家的意見，直至親自實踐和體會。

　　周恩來把經濟建設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他在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並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觀點。例如，他始終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政治一定要落實到經濟建設這個業務上；他認為在經濟建設中，必須妥善安排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他認為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不平衡的現象是經常會出現的，必須保持必要的物資、財政、礦產資源、生產能力等的後備力量；他認為應該正確地處理經濟和財政的關係；等等。

　　周恩來說，經濟建設要有四個觀念：整體觀念，重點觀念，先後觀念，全面觀念，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綜合平衡，全面安排。進行建設不看到整體不行，看到了整體，心中有了全域，才能夠建設有重點，安排有先後，全面地考慮問題。他在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總結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時，突出地強調了要「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應該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

　　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一個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須安排得恰當，才能把全部機器都運轉起來，才不至於互相妨礙或抵消，這部機器不是簡單的，是一部很複雜的機器，領導者對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得好。

　　1958年到1961年，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等因素，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周恩來在1962年說：「這四年，工業和基本建設的計劃指標本身就沒有綜合平衡」，結果是「被迫地大調整，被迫地後退」。為了改變「大躍進」中出現的許多不協調現象，就必須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通過「綜合平衡，全面安排」，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調整的積極意義，在於「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

　　§基辛格說：周恩來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

　　對於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周恩來也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的群眾大會上所說，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不久後，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對於這場災難，他認為硬頂是不行的，必須「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他說：要做「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做旁觀人不行。」他把個人的榮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切為了這個國家和這個黨。

　　1966年冬，他對一位領導同志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他還說過：「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他認為當時的情況是「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因勢利導」。從這些話可以想見周恩來當時的沉重心情和堅毅態度。他忍辱負重，在潮頭上審時度勢，盡力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他的處境非常困難，一方面要使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繼續進行，另方面要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要保護大批黨內外的幹部，還要同林彪、江青一夥堅持鬥爭，而鬥爭又必須限於毛澤東能夠接受的程度之內。這是一場既艱巨又堅韌的戰鬥，有時候，他甚至不得不說一些不想說不願說的話，做一些不想做不願做的事，正如鄧小平所說：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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