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29)

二九

　　毛澤東說明當時解決軍事問題的重要性。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當會議上有人提出「左」傾冒險主義政治方面的錯誤時，毛澤東機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發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戰略方針的錯誤，如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圍剿」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事實，批評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歸結于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為其錯誤軍事指揮辯護的錯誤觀點。指出軍事領導上實行錯誤的戰略戰術，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紅軍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嚴重錯誤，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考慮行軍走的是什麼路，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的通俗語言，來說明必須考慮戰爭實際的深刻道理。

　　毛澤東具體分析了「左」傾教條主義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指出：第三次「左」傾冒主義在「戰略戰術的第一個錯誤是堡壘和堡壘，使敵人的堡壘主義持久戰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在戰爭指揮上，不依靠正確的戰略指導戰役，並正確運用戰術，而是靠戰術致勝。這是軍事領導、軍事理論上的絕大錯誤」；「三次『左』傾第二個錯誤是分散兵力」；「為了爭取迅速反『圍剿』勝利，不應在敵人的突擊方向進行主力抗擊，而應誘敵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鉗制敵人，而把紅軍主力隱藏集結，待機突擊。敵人要找紅軍主力決戰，必使敵疲勞，紅軍的退卻必使敵驕傲而輕敵懈怠，這就給我以突擊的機會」；「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粉碎『圍剿』。」

　　毛澤東還批評了戰略轉移中的錯誤：「正因為驚慌失措，戰略大轉移過程重大行動既未在政治局討論，又未做到政治動員，也未能在轉移前給紅軍以必要的休整而倉促行動。」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李德和博古的領導方法「極端的惡劣」，批評李德「包辦了軍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對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因而「下層指揮員的創造性是被抹殺了」。還指出軍委內部及各軍團首長「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於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澤東的發言高屋建瓴，富有說服力，獲得了多數與會同意的贊同。陳雲後來說：在遵義會議上，「只有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主席講話很有把握，而博古他們講的是『洋道理』。」

　　周恩來後來談到遵義會議時說：「毛主席的辦法是採取逐步的改正，先從軍事戰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然後是逃跑主義。這樣就容易說服人。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比如『左』傾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肅反擴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說，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這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首先解決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後一點嘛。」

　　在毛澤東發言之後，王稼祥立即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嚴厲批評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擁護由毛澤東出來領導和指揮紅軍。因為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是繼毛澤東發言之後立即發言支持毛澤東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後來毛澤東多次讚揚王稼祥這一偉大功績，稱他投的是「關鍵的一票」。周恩來也說：「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錯誤路線，事實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張聞天在發言中明確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強調現在必須由毛澤東出來領導。他的態度對會議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來毛澤東稱讚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立了大功」。

　　在會議上，周恩來也堅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全力推舉毛澤東出來領導党和紅軍。他說，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朱德是毛澤東從井岡山時期結成的親密戰友，他歷來佩服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和卓越指揮才能。他在會上嚴肅批評博古、李德排擠毛澤東，軍事上瞎指揮的錯誤，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出來領導。他聲色俱厲地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跟著走下去了！」

　　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從桐梓趕到遵義時會議已經開始，他來到毛澤東的臥室。毛澤東當時正患感冒，發燒，頭上裹著一條毛巾，但他仍然專注地聽取李卓然的彙報。李卓然彙報了長征兩個多月來五軍團部隊的情況，在湘江戰役中折損了整整一個師的兵力，指戰員浴血奮戰，連連失利，指戰員怨聲載道，責怪中央領導不力等等。毛澤東認為他講的情況很重要，就說：「那你明天在會上講一講，好不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李卓然在會議上對「左」傾軍事路線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會議上大多數人反對「左」傾軍事路線，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也有少數人堅持錯誤。凱豐堅決不同意對「左」傾軍事戰線的批判，反對毛澤東出來領導党和紅軍，他甚至狂妄地對毛澤東說：「你懂得什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毛澤東反問他：「你讀過《孫子兵法》沒有？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凱豐無言以對。他對會議持保留意見，會後一段時間仍堅持錯誤立場，他對博古說：「對路線錯誤的批判，我還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

　　博古在會上雖然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但他是照顧大局，講黨性，守紀律的。他是會議的主持人，在主持會議時沒有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會後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給中央新的負責人，他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我們應該服從。」後來經過實踐的教育，博古和凱豐都轉而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等鬥爭中，堅決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一邊。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和李德被取消了最高軍事指揮權。李德受到了批評，對博古的批評很大一部分也是批評李德的。他在會上情緒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並為自己的錯誤辯護，說自己本來只是作為軍事顧問提提建議，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對他的批評。會後，他要求隨一軍團行動，以體驗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毛澤東仍然很尊重他，在重大軍事行動問題上有意識地經常徵求他的意見。然而他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對遵義會議極為不滿，甚至到70年代初期，他在《中國紀事》中談到遵義會議時，仍然充滿憤懣，說：「在遵義人們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後來由於情況變化，改在川滇黔邊發展。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