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28)

二八

　　偉大的遵義會議，經歷了從醞釀、準備到召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起了主導的與決定的作用。

　　從長征開始，他就鮮明地樹起了旗幟，與「左」傾錯誤戰線展開鬥爭。對長征中的每項重大行動，他都向中央陳述自己的主張，反對錯誤的意見。他反對把中央領導人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維護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他積極開展說服教育工作，提高了多數人對「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的認識，而首先是取得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支持。在毛澤東與王稼祥的交談中，他們商談了應如何使紅軍擺脫被動局面，在戰略轉移中奪取勝利的問題，商談了應該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以進一步解決面臨的嚴重問題的意見。王稼祥主張把李德轟下臺，正合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認為「他（李德）根本不瞭解中國，卻到處發號施令，盡幹蠢事。要不是因為李德獨斷專橫，支持王明路線，我們也許不會丟失蘇區，被迫長征。」王稼祥去找張聞天交談，認為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來領導。張聞天也認為領導中國革命還是毛澤東行，他也支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與因腳傷坐擔架的聶榮臻一同行軍，互相交談，共同認為，事實證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須改組領導。王稼祥說，應該讓毛澤東出來領導。聶榮臻說：「我完全贊成，我也有這個想法。」王稼祥又找周恩來和朱德交換意見，周、朱原來就很佩服與敬重毛澤東，他們毫不猶豫地贊成王稼祥的意見。

　　紅軍自黎平會議後，日下一城，突破烏江天險，向黔北凱歌行進。在到達遵義不遠的地方時，王稼祥向毛澤東提出：「前面快到遵義城了，這樣下去不行，該把李德轟下臺了，開個會總結經驗。」毛澤東當即回答道：「好！應該開個會，還要多做些會前的活動工作。」王稼祥找張聞天交談，張聞天支持；找周恩來商量，周恩來同意；找到博古，他也同意在遵義開會總結。這樣，遵義會議的召開就決定下來了。

　　党和紅軍的高級幹部也迫切期望召開黨的高級會議來總結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楊尚昆說：「在毛澤東正確思想和路線的指導和影響下，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和各支紅軍的共同努力下，在1933年紅軍曾發展到30萬人。共產黨員也從大革命失敗後的一萬多人重新發展到30萬人。但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卻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和路線，把毛澤東同志從党和紅軍的領導崗位排除出去。其結果是使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區黨幾乎損失百分之百，並使紅軍險遭覆滅。正是這種嚴重失敗教育了党和紅軍的大多數高級幹部，包括我自己在內，使我們覺悟和團結起來。」正是党和紅軍大多數高級幹部的覺悟和團結，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和勝利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中央紅軍強渡烏江，進軍黔北，智取遵義，前出松坎之後，取得了進行休整的有利條件。為召開會議保證了比較充裕的時間。軍委縱隊進入遵義後，黨中央即開始進行開會的準備，決定由博古準備一個在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由周恩來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在認真作發言準備，他們三人一起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了一個以毛澤東的思想為主導的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毛澤東過去開會一般都是即席發言，這次也寫了一個較詳細的發言提綱。

　　§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在紅軍總司令部駐地舉行（原貴州軍閥柏輝章住宅），會議室設在二樓。因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室內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會議的有：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
　　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何克全（凱豐）。
　　中央秘書長：鄧小平。

　　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李富春（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紅一軍團政委）、彭德懷（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李卓然（紅五軍團政委）。

　　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
　　翻譯：伍修權。
　　參加會議的共20人。

　　由於軍委白天要處理戰事，會議多數是在晚飯後開始，一直開到深夜。

　　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檢閱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與西征（長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會議在博古的主持下進行。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定檢討，但又堅持認為黨中央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領導是正確的。他把不能粉碎「圍剿」的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蘇區的物質條件差，黨對白區工作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瓦解白軍工作的薄弱，各蘇區紅軍互相配合不夠等等，過分強調失敗的客觀原因。

　　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博古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接著，周恩來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重點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並主動地承擔責任。周恩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在軍事指揮上是有某些失誤的，執行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但他也同李德進行過多次爭論，不同意李德的某些軍事主張和作戰方案。從湘南開始的爭論，使周恩來進一步認識李德指揮的錯誤與毛澤東主張的正確。周恩來後來說，在這些爭論後，「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指出大方向，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

　　周恩來在會上的誠懇的態度受到了大家的歡迎。

　　對於博古和周恩來的報告，李德評論說：「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因素上，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而且他已經明顯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劃清了界限。」

　　緊接著，張聞天作了反對「左」傾軍事戰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對「左」傾軍事路線作了深刻的批判。這個報告提綱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思想為主導的。

　　隨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這是會議上最重要的發言，確定了會議的主旨和基調。毛澤東在發言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結合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的大量事實，系統地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全面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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