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3)

三

　　§總書記的悲劇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因陳獨秀當時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沒能參加中共「一大」，但鑒於陳獨秀在新文化時期的顯赫聲望與他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建中國共產黨方面的重大功績，「一大」選舉他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9月，陳獨秀離開廣東，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高君宇、王盡美、向警予、施存統等12人，代表全國黨員195人。

　　大會選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任委員長，禁和森接替李達任宣傳委員，張國燾任組織委員。

　　1923年6月在廣州舉行的中共「三大」通過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議，陳獨秀關於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的觀點占了上風。「三大」宣言中寫道，「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

　　「三大」選出中央局的成員是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蔡和森管宣傳兼《嚮導》主編。

　　陳獨秀在中共「八·七」會議後被停止職務，共產國際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陳獨秀，從而使黨內一些在大革命時期和陳獨秀持相同或相似政見的人十分不滿，他們逐漸結合起來，自稱「陳獨秀派」，為陳獨秀鳴不平，並在黨內搞分裂，反對瞿秋白為首的新中央。起初他們的活動遭到陳獨秀的反對，陳獨秀不贊成用他的名義反對新中央。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整日閉門思過。他自己說：「自1927年中國革命遭到慘重的失敗以後，我因親自負過重要責任，一時感覺無以自處，故經過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個人反省期間。」他痛恨國民黨的瘋狂屠殺，痛駡「那畜輩良心早泯，只知把民眾作肉食血飲」；他不滿意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他的組織處理，認為是在排擠他和譚平山兩個老人，甚至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央邀他到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也遭到拒絕；他對當時在中央占統治地位的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深表憂慮，認為革命低潮時期，在敵人的屠殺面前，應退卻與防禦。

　　正當陳獨秀處在苦悶、彷徨之際，他的外甥吳繼嚴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深受託洛茨基影響的吳繼嚴向陳和盤托出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觀點。聽了吳繼嚴的話，陳獨秀十分興奮。1929年4、5月間，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又把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革命問題》給陳獨秀看。看後，陳獨秀茅塞頓開。他首先發現他在中國革命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許多意見上和托洛茨基不謀而合：他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後來又要求退出國民黨，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這種觀點；他認為是中國執行國際指示斷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們（指共產國際）背後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他稱讚「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從托的文章中，陳獨秀感覺找到了中國革命中所犯機會主義的根源。

　　對大革命失敗根源的認識是陳獨秀倒向託派極其重要的一步，這一步，使陳獨秀和「陳獨秀派」結合起來，並指導他們的活動。

　　1929年夏，陳獨秀經常與彭述之、尹寬等人學習討論託派文件。1929年8月15日，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反映了他的託派思想。在當時中國的性質問題上，托洛茨基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無條件地佔優勢和直接的統治地位」；陳獨秀說封建殘餘在大革命的轉變時期受到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地位，變成了殘餘勢力之殘餘。在國民黨及其政權性質問題上，托洛茨基認為國民黨政權是資產階級國家機關；陳獨秀說：「我們應該肯定的告訴黨內外群眾：背叛革命後整個的政權，即資產階級為中心、為領導的政權」。

　　在當時革命形勢和策略問題上，托洛茨基認為「現在全國並無革命局勢」，「革命被擱置到不定的未來了」「共產黨能夠而且應該提出以普遍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的選舉權為基礎之全權的立憲會議口號」。「過去的革命已經過去，將來的革命還未到來」，目前，「資產階級政權相當穩定」，「經濟相當恢復」，中國革命高潮「幾時到來，卻沒有人能夠預言」。在革命現階段的低潮時期，我們「應提出總的民主主義口號」。陳獨秀特別熱衷於「國民會議」，在10月26日和彭述之聯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寫道：

　　「把召集國民會議作為現階段黨的中心任務。希望通過召集國民會議這種和平鬥爭，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建立蘇維埃，抓住大多數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對現狀不滿這一動力，向他們提出他們所瞭解所感覺到必要與可能的為召集國民會議而奮鬥的口號，指示他們一條政治的出路。我們對於國民會議本身當然不能有一點幻想；可是這一口號，對於國民黨的軍事獨裁以及所謂『黨治』、『訓政』是一個決定的革命口號；在目前反革命的時期中，只有這一口號、這一運動，才能夠調動群眾，才能夠推動群眾向前鬥爭，才能夠動搖統治階級的威權，並且，即在國民會議召集的阻礙中、假冒中、流產中及不能實現我們的要求中，便有無窮的鬥爭，每個鬥爭前進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們得著廣泛的機會教育本階級及其他下層群眾，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每個鬥爭前進一步，都是證明統治階級無希望，打破群眾對它當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證明非群眾的革命暴動，根本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不能消滅軍閥戰爭，不能解決群眾要求的實際問題」。

　　陳獨秀的基本觀點表明他已完全背離了中共「六大」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根本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他反對中央領導的民主革命，把革命擱置到不定的未來，認為當前只能進行國民會議運動，從而取消了當前革命，成為不折不扣的「托陳取消派」。

　　陳獨秀逐漸與彭述之、鄭超麟等託派分子相結合，加緊進行分裂活動。他猛烈抨擊「八·七」會議、「六大」以來的黨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並要求把此信在黨報上發表，因時局緊張，中共中央拒絕在黨報上發表他的信，於是他又指責中央是「用專橫態度來掩蓋錯誤」，並公開宣稱：「我不應再為尋常組織紀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們傳觀我的信稿」。與此同時，他們到處活動，拉人轉向託派，至1929年9月，成員達50多人，並自行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任書記。

　　陳獨秀等人的分裂活動早被中央注意，早在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就告誡全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已侵入黨內，很可能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反對派，全體黨員必須嚴重注意這一傾向。

　　8月，中央找陳獨秀談話，指出他的錯誤，並要他與託派斷絕關係，但陳置若罔聞。

　　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陳獨秀髮出書面警告：「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党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你以及和你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但陳獨秀一意孤行，決心「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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