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2)

二

　　當時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陳獨秀，就是：為什麼英美資產階級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維新順利進行？而中國的變革如此艱難？經過認真的思考，通過對中西變革史的深入比較和研究，他找到了這一問題的答案：中國人民還未覺醒。「吾國這維新也，復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黨與在野黨之所主張抗鬥，而國民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動心。」他認為中國人沒有覺悟是造成今日危殆之勢的根本原因。為此，必須進行啟蒙，把人民從封建專制和它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1915年9月15日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日子，上海群益書社出版了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自2卷1號易名《新青年》）。《新青年》如一聲驚雷，預示著春天的到來。《新青年》的創辦，標誌著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始。陳獨秀則是領導這一運動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學，陳獨秀高舉這兩面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對封建制度及其思想體系作了堅決的鬥爭。他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民主」和「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駡，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陳獨秀首先倡導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歐美的民主立憲政體作為理想的政治制度，認為「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要達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須具有獨立自主的人格。陳獨秀認為所謂獨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脫離夫奴隸之羈絆」。是非榮辱、善惡行為，以自身為本位，訴諸自身的意志而課以功過，不聽命於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權利，開發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陳獨秀熱烈呼喚著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國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識，必須對壓抑、束縛自主意識的封建思想進行徹底否定，因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徵就是把人變成聽話的工具。陳獨秀說：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禮俗都是殘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綱之說，把人們束縛在羅網之中而不自知，「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于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陳獨秀還大聲疾呼：青年男女們，應努力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國民要自覺地居於國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設政府，自己議定法律，不要對偉人抱任何幻想。

　　陳獨秀倡導的獨立人格精神及國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時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啟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們在五四運動中，走上街頭，高呼「民主」、「自由」的口號，昭示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

　　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舉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學。科學在五四時期被理解為一種思想方法。陳獨秀說科學就是我們對於事物的概念，綜合客觀的現象，訴之主觀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也就是主觀與客觀的一致。陳獨秀吸收孔特關於人類思想進化的第一階段是宗教迷信時代，第二階段是玄學幻想時代，第三階段是科學實證時代。

　　新文化運動成效最顯著的是文學革命。陳獨秀是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最早的一位勇猛戰士。早在1916年秋他即與遠在美國留學的胡適討論文學革命問題。當他收到胡適寄來的《文學改良芻議》時，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發表，緊接著自己又寫成充滿戰鬥激情的《文學革命論》。陳獨秀認為單純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會，還必須輔以思想意識、文學藝術的革命，而中國現在的文學不過是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因此，陳獨秀旗幟鮮明地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文學革命論》的發表，掀起了文學革命的高潮，也引起了反對派的非難。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攻擊怒駡，陳獨秀表示：國語文學，達意狀物，天經地義，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皆有肉無骨，有形無神，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受這種文學薰陶，國民阿諛、誇張、虛偽、迂闊等劣根性，要有盡有，此的確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礙，因此革新文學勢在必行。他還發誓：若有明目張膽高呼文學革命者，「予願拖四十二門大炮，為之前驅」。

　　在陳獨秀的推動下，中國新文學誕生了。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便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們開闢了中國文學史上前無古人的大事業。魯迅說，陳獨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胡適說，如沒有陳獨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堅決態度，就不會有文學革命。可見，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的主將地位。

　　陳獨秀連放重炮，發起呼喚新世界的陣陣轟鳴。以其新穎的思想，飽滿的熱情和才華橫溢的文章贏得了青年的尊敬與喝彩。1917年，毛澤東說：「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人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思想，開發新思想……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可比。」20多年後，雖然陳獨秀已脫離共產黨，毛澤東仍沒忘懷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他對斯諾說：那時，「我特別喜好陳獨秀和胡適的文章，他們替代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1919年，在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葉挺寫信給陳獨秀，希望給他們坐在黑獄之中的青年以指導。

　　在陳獨秀與他主編的《新青年》啟發下，中國青年衝破封建枷鎖的束縛，脫穎而出。五四時期，許多青年在毫無依託的情況下，毅然走出家門，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戰士一樣投入槍林彈雨之中。1919年6月11日，他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並在北京新世界散發，被反動當局拘捕。當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全國震驚，營救運動在各階層人士中展開。毛澤東說，陳獨秀因平日揭櫫「賽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才被當局所懷恨，他才被拘捕，我們要營救他，因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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