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65)_孫一先

六五

　　第一轉彎本應是折線，但卻形成了一個過程較長的弧線，究竟什麼原因？因為誰也不知道起飛之後駕駛艙裡發生的事情，所以這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可以做兩種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飛一段時間，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飛前只知道飛往廣州的航線，而不知道狗急跳牆的叛逃計劃。……

　　康廷梓親歷其境的描述，否定了256號飛機曾在機場上空盤旋和飛北戴河96樓上空繞圈的說法。那年康廷梓只有32歲，是專機中隊裡最年輕有為的飛行員，他的記憶力應該是無可挑剔的。

　　（三）關於飛機「被導彈擊傷」說

　　林彪出逃飛機墜毀的原因，一直有這樣那樣的揣測。其中一個說法是，飛機被解放軍防空導彈擊傷，進入蒙古境內墜毀。

　　《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7年5月出版）關於這個問題有一段簡明扼要的文字交代：

　　（1971年）10月12日、13日，（周恩來）在廣州期間，兩次聽取廣州軍區負責人關於清查與林彪事件有關聯的人和事的情況彙報，並簡要講述「九一三」事件經過。在談及為何不將林彪座機擊落時說，他是副統帥，打下來我怎麼向人民交待？只好打開雷達監視飛機的行動，直到飛機飛出國境，才算是真相大白。這件事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麼辦法。

　　可以做這段文字詳細注解的，是《共和國秘聞錄》雜誌刊登的肖思科寫的《林彪死因真相》。該文寫道：

　　1971年10月，周恩來陪同埃塞俄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到廣州參觀交易會，送別外賓離境後，應邀給廣州部隊領導機關做報告，說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內情。會上，有人遞條子問是否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座機打下來的。周恩來看完條子，非常嚴肅、鄭重地講了下面一席話：

　　「我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能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打下來嗎？他是『九大』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待啊？！

　　當然了，林彪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麼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錯誤，還可以給他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寬容大量，我為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

　　周恩來的這一段話，我估計是作者肖思科聽到當時參加過會議的人講的，或者看到聽講人的記錄，可能語句不那麼十分準確，但這段話的主旨是非常清楚的。

　　張寧在《自己寫自己》一書第五章末尾也講道：

　　空軍司令吳法憲，12日當夜與周恩來一起監視雷達跟蹤情況，吳法憲與葉群關係密切，怕惹禍上身，主動建議道：要不把它打下來？周恩來當時是制止的。

　　但是，張寧在《塵劫》（278頁）中，又講「三叉戟256號」是被導彈打下來的，她引述了第二炮兵一個轉業軍人的話，這個人說：

　　當年出事時，我在基地當兵，我們接到開炮命令，不知道是什麼目標，以後聽到文件傳達，心裡才明白是林彪座機。

　　張寧問他是不是搞錯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馳的飛機。這位二炮的轉業軍人笑道：

　　打直升機哪用導彈？周宇馳的直升機是在北京郊區迫降的，根本沒用開炮。我們導彈發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們用的是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當時打傷了飛機。

　　對二炮的武器和任務，稍有常識的人，決不會相信這位轉業軍人的信口開河，更不能用來證明林彪座機是被導彈打的。在「三叉戟256號」墜毀現場的殘骸中，的確有一截斷翼上有個向一面炸開的大洞（另一面完好無損），因此就編造什麼「新式導彈，彈頭進去反向爆炸」，這只能騙騙小孩子。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聽說過彈頭打進飛機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導彈。

　　（四）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和「手令」

　　不久前，朋友送我一本張聶爾著的《風雲「九一三」》。我越讀越被書中的論證和論據所吸引，一氣讀了多遍。我覺得這是我看到的近年來寫「九一三」事件最好的一本書。文筆鏗鏘有力，內容旁徵博引，既有廣度，也有深度。對於林彪和毛澤東關係的發展變化，以及「文革」中黨中央上層的矛盾和鬥爭，不回避敏感問題，分析比較透闢。

　　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其父是建國初期從陸軍調來建設空軍的那批元老之一，因而在「九一三」重災區的空軍，她熟悉不少人，包括當年牽連進去的以至犯事判刑的人，諸如王維國、陳勵耘、周建平、魯瑉等。她對這些人進行了採訪，獲取了難得的第一手材料。

　　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張聶爾寫道：

　　這個紀要確實出自於新野的手筆，並據分析確是林立果他們的想法。要說這個《紀要》是滿紙胡言並不準確。從某個角度某些內容講，它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說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說的話。但這個《紀要》通篇充滿極端情緒，自我膨脹，殺氣騰騰，令人想起19世紀20年代俄國的「十二月黨人」——那些指望靠軍事密謀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貴族軍官。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央公佈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其中有「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一句，看起來《紀要》寫這句話是有來歷的，這就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闡述的思想。

　　張聶爾沒有就此對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內容展開分析，但在其他章節中講到由此引發毛、林之間裂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九大」之前，大約是1969年2月，毛澤東指示林彪準備在「九大」上做政治報告，並決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來起草。林彪把這三個人召來商量起草事，談了自己的想法。張、姚推陳先寫出一個稿子。結果，陳的稿子受到以江青為首的「文革」小組的激烈批判，說是鼓吹唯生產力論。毛澤東遂決定由康生與張、姚另行起草一個稿子。在「九大」預備會期間，中央會議討論康、張、姚的稿子，陳伯達提出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施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兩天之後，在另外一次會上，陳伯達受到了嚴厲的斥責和批評。陳伯達不服，把他寫的稿子親自封裝在牛皮紙袋裡，送呈毛澤東，結果毛澤東給退回來了。陳伯達發現牛皮紙袋根本沒有拆封，傷心地哭了一場。林彪也很不高興，在政治報告的定稿上，他曾批示：不掠他人之美。「九大」於1969年4月1日開幕，林彪直到上臺的最後一分鐘，也沒看一眼這個報告稿子。他上臺念報告，所有的人都以為是他搞的報告，其實根本不是。林彪曾對著葉群自言自語地說：「多念錯一點才好。」

　　如果說，毛林體制是在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開始確立的，則到了1969年4月的「九大」正式寫在黨章上時已經產生裂痕，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歷史的進程證明，林彪在黨的「九大」上表面上似乎達到其政治地位的頂峰，但「九大」，恰恰又是他敗落的開始。

　　張聶爾頗有感慨地做出這樣的判斷。

　　於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共有九個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時機、力量、口號和綱領、實施要點、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紀律。上文所引「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一句，來自紀要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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