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60)_孫一先

六〇

　　我此前並不認識于南教授，他是在參加審理「兩案」時，看到我1971年9月24日，寫給周總理關於林彪座機殘翼那個大洞的分析報告，從而知道了我的真實姓名，後來又從我50年代一位老鄰居那裡，打聽到我的下落。在這以後，我同于南教授建立了聯繫，並在1987年6月和1988年5月，應他之邀到中央黨校給黨史師資培訓班和研究生班講過兩次課。

　　于南教授在同我的交往中，給我看了《黨史信息》上刊登的胡耀邦總書記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講話，並交換對《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一書的看法，共同感到不能聽任國外惡意造謠這樣廣泛流傳，我國官方應該發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墜機的真相，澄清國內外視聽。

　　胡耀邦的這段話，大意是：「中央對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做出了決議（按：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但只能是原則地說說，有不少重大的歷史事件不要說年輕的中央委員不知道，就是有些年老的政治局委員也不大清楚。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不在我們中央委員中講清楚，將來老同志不在世的時候，就說不清楚了。因此，中央委員對1949年以來的主要歷史事件應該知道。」接著，胡耀邦列舉了10個題目，要求有關部門研究編寫：

　　1.張聞天、王稼祥「二十八個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

　　2.「三反」、「五反」是怎麼回事；

　　3.抗美援朝是怎麼一回事；

　　4.高崗、饒漱石的錯誤在哪裡；

　　5.廬山會議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開起來的，為什麼把彭德懷同志給「揪」出來了；

　　6.「文化大革命」是怎麼搞起來的；

　　7.林彪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

　　8.江青、張春橋在歷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

　　9.「四人幫」是怎樣被抓起來的；

　　10.華國鋒同志不正確的地方在哪裡，為什麼把他換下去。

　　胡總書記講話以後，社會上興起一股寫「文革」、寫「九一三」事件的熱潮。我給許文益大使打電話，建議外交部組織編寫有關材料。許大使給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主任裴堅章寫了一封信，建議由他找同去林彪座機墜毀現場視察的沈慶沂、王中遠和我，組成編寫組，研究寫出視察墜機現場和外交交涉的經過這段歷史真相。1987年5月，編寫組成立，調閱了外交部的有關文電，並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了檔案，訪問了李耀文、韓念龍、符浩等同志。經過半年的研究和寫作，最後完成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許大使的《歷史賦予我的一項特殊任務——「九一三」事件的對外交涉》，另一篇是我們三人合寫的《視察林彪叛逃飛機墜毀現場紀實》。另外，外交史編輯室還請符浩寫了一篇《「九一三」事件補白》。這三篇文章刊登在內部發行的《外交史資料》1987年第6期上。後來，1988年1月15日，公開出版的《黨的文獻》雜誌（總第一期）予以刊登。1990年5月，又收入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外交風雲——中國外交官回憶錄》一書中。

　　許大使的文章，除在《世界知識》等國內報刊上刊登外，1988年5月，還譯成英文，在向海外發行的《北京週報》第21、22期上發表，引起了國際上廣泛的注意。在巴黎出版的《歐洲時報》及其他海外中文報紙全文或摘要登載。有的外國報紙發表短評或質疑，他們不明白中國官方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披露林彪出逃飛機墜毀的真相。

　　1988年1月31日和2月1日，新加坡的《聯合晚報》，連載了我在1987年1月發表於《萬象》雜誌上的《林彪折戟沉沙目擊記》，他們換了個標題：《荒原上的疑雲》，而作者用了我的真名，不是發表該文時的「伊白」。

　　1988年春天，我應《解放軍報》兩位副總編的要求，寫成《罪與罰——林彪墜機現場視察紀實》一文，從4月25日至5月30日，連載於該報第三版上，在軍內引起熱烈反應。由於這份報紙是在軍內發行，因而社會上看到的人不多。

　　以上「親歷者」所寫的這些文章，有力地駁斥了《林彪的陰謀與死亡》一書編造的謊言。

　　§澳洲記者尋根究底

　　西方世界的新聞媒體，對新中國一直存在著固執的偏見，加以臺灣和香港地區的某些報刊興風作浪，他們散佈大量懷疑論調，不相信我國作者揭露的歷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麼死的，死在北京還是蒙古的草原上？對於最後澄清這個歷史真相做出貢獻的，是澳大利亞一位年輕記者彼德·漢納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寫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訪記》，詳細報道了彼德·漢納姆的整個採訪活動。該文稱從1993年5月開始，彼德·漢納姆用了半年的時間，鍥而不捨地奔走於蒙古、俄羅斯、美國及臺灣、香港，往返數萬公里，寫出了第一手調查材料，發表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上。此事立即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許多國家的報刊對他的文章予以轉載和評述。西方的媒體認為，彼德·漢納姆所進行的採訪，「其意義在於，中國官方關於林彪之死的解釋，第一次由一個西方記者通過客觀的獨立的調查給予證實」。

　　漢納姆起初是自己出錢，進行這次採訪旅行的。首先他來到改變了社會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車到達林彪座機墜毀現場。原來保護現場的鐵絲網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搶了飛機殘骸，一些較大的部件，由貝爾赫礦區派人運走，賣給了中國商人。漢納姆在現場只揀到十二塊飛機殘片。現場附近的居民向他講述了所見飛機墜地燃燒及屍體情況，許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誰，更無法證實林彪在這架飛機上。

　　漢納姆回到烏蘭巴托，找到一個過去在蒙古外交部擔任英語翻譯的人。此人講，中國飛機墜毀不久，公安部找他去翻譯一張英文紙片，他看了有點惶惑，原來是避孕藥的說明書。公安部的人笑了，說這個說明書是放在失事女屍的手袋裡。漢納姆據此分析，葉群時年五十一歲，已過了使用避孕藥的年齡，由此判斷這個女屍不是葉群，那麼林彪是不是在飛機上就很難說了。

　　正在「山重水複疑無路」的時候，漢納姆找到了當年參與蘇聯專家檢驗遇難者屍體工作的蒙古病理專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國大使及其隨員視察墜機現場時，蒙方隨行的衛生組法醫）。這個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情節：

　　1971年9月13日，中國噴氣飛機墜毀的當天，蘇聯人就趕到現場。這批蘇聯人是由軍人和航空專家組成的調查組，他們負責瞭解飛機墜毀的原因，但他們對九具屍體不屑一顧，而對這架英國製造的三叉戟飛機更感興趣，把三台羅爾斯羅伊斯公司製造的斯佩式發動機中尚完好的一台拆運回蘇聯。

　　蘇聯當局根據其駐華使館的情報，認為應該對這架飛機上乘坐的究竟是什麼人弄弄清楚，於是在飛機墜毀五周之後（按：後來俄羅斯報紙又稱為9月下旬），派克格勃的調查組來到墜機現場。他們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來，逐個檢驗因天寒地凍而未完全腐爛的屍體，在蒙古專家的幫助下，首先肯定了屍體的所有傷痕都是因飛機墜毀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墜機前死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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