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15)_孫一先

一五

　　※第五章中蒙關係惡化再惡化

　　9月中旬，國內發來毛主席的「九九指示」：「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

　　蒙古報紙對北京發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觀報道，後來就加上了自己的評論，字裡行間有一股掩飾不住的幸災樂禍的情緒。

　　§「文革」浪潮洶湧而來

　　1966年來臨。冷淡的中蒙關係，雖然還沒有達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氣。使館的外交活動還能照常進行，不過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漸多起來。開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會各國駐蒙使團，離開烏蘭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須事前提出申請。這種限制對蘇聯和東歐國家使館是不會起作用的，實際上，主要是針對中國大使館。其目的既有政治性的一面，也有實用主義的一面：為蘇軍入蒙而開始修築的軍事基地和設施，儘量不讓中國人看到。

　　中國援蒙建築公司繼續履行雙方的協議，他們的職工在國內歡度春節後，陸續返回蒙古。隨著天氣日漸轉暖，建築工地上又開始沸騰起來。而在友誼街東頭的高地上，出現了蘇聯建築兵在蓋高層樓房。他們蓋樓給誰住呢？不久傳出蘇聯要增加在蒙「專家」的消息。駐蒙公司宗哈拉工地來烏蘭巴托的職工說，在北面色楞格省的達爾汗，有更多的蘇聯建築兵在蓋大片樓房。看來，蒙古已決心讓蘇聯建築部隊取代中國在蒙的建築工人了。

　　1966年5月，按說已進入春季，但在蒙古街頭仍是枯樹枝椏，使館院內也還是大片枯草，早晚寒氣依然襲人。5月底，外交信使來後（他們每月兩次來館），張燦明大使馬上召集全館人員大會，傳達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大使態度嚴肅，表情有點沉重，顯然事前他看過這個通知。他用濃重的四川腔，把這個《五一六通知》讀了兩遍。散會後，回到文化處，我們幾個人議論起來。通知說徹底揭露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同時「必須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等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大家覺得事情來得突然又相當嚴重。小毛說《通知》沒提外交界，老薑說都可以算在政府裡。我回憶起在離開北京的火車上，看姚文元文章時那種下意識的敏感，事情果然臨頭了。

　　此後，從國內的廣播裡、報紙上，聽到看到的都是揭露和批判，以及要掀起文化革命的消息，一批批高級領導幹部，以「反黨集團」的名義被揭露出來、撤了職務。報紙上沒有公佈罪狀的領導人像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未來的命運，也通過各種渠道傳播到使館。蒙古報紙對北京發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觀報道，後來就加上了自己的評論，字裡行間有一股掩飾不住的幸災樂禍的情緒。

　　7月，政務參贊魏寶善從國內休假回館，大使夫婦和姜振忠等幾人回國休假，老魏任臨時代辦。9月中旬，國內發來毛主席的「九九指示」：「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事情的由來是，奧地利和非洲某國的革命「左」派，給中國領導人寫信，說中國駐該國大使，「乘坐豪華汽車，外交招待會奢侈浪費，……」。毛主席9月9日批示，要求所有駐外使館來個革命化。老魏根據在國內看到的《毛主席語錄》大行其道的情況，很快要駐蒙建築公司派來木工，製作大型語錄板，在對外比較顯眼的牆上，都掛上了紅底金字的毛主席語錄。在使館樓迎門兩邊的牆上，分別掛著「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和「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兩塊語錄板，把樓前廳映得紅彤彤的。在禮堂裡與門相對的牆壁上則是一塊高一點五米、寬五米的大語錄板，上面分兩大段刻著：「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不久，使館舉行了一次電影招待會，蒙方外交部長、和平友好委員會主席和一些政府官員，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他們一進禮堂看到這塊大語錄板，就有點愣神，外交部懂中文的官員顯出「觸目驚心」的表情。魏代辦向蒙外交部長解釋語錄的含義，周圍的官員都擠過來靜聽，大概是理解到沒有具體指名，也就進到舞臺前坐下。

　　8月初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的「十六條」，在使館及駐蒙公司、友誼醫院傳達後，特別是毛主席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信，隨之在全國掀起的紅衛兵運動，對我國駐蒙人員影響很大，有一些人要求在國外組織紅衛兵鬧革命。魏代辦根據國內要求駐外單位正面學習不搞運動的指示，通過各級領導說服了這些同志，但人們的思想情緒越來越激烈化。國內發來了各種外文版的《毛主席語錄》，要求駐外使館散發。駐蒙使館當然積極性也很高。除了外交官直接送使團人員外，還讓駐蒙建築公司、友誼醫院和培才學校設法散發。

　　培才學校是使館附近的一座華僑小學。原來是為對蒙勞動力援助的員工子弟辦的，學校領導和教員都從國內派來。「勞援」被迫撤走後，這所學校轉為華僑子弟小學，學校的領導班子仍是國內來的那些人，但吸收了華僑中一些年輕知識分子替代國內派來的教員。在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強烈影響下，毛主席著作成為必修課，師生們的「革命」情緒很高漲，他們把《毛主席語錄》帶回家，不僅念給父母聽，也向蒙古鄰居廣為散發。

　　蒙古當局的反華宣傳日漸加劇，緊跟蘇聯報刊反華的調子，直接指責我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點名攻擊我國領導人，稱毛澤東思想為毛主義，希望中國的「健康力量」能起來掌握局勢。這就使兩國關係由冷變惡。蒙古有關方面對中國駐蒙公司的刁難，和對培才學校的限制，都在不斷加碼。

　　9月，張大使夫婦返館，主持了9月30日的使館國慶招待會，蒙方出席人員規格雖未明顯下降，但人數已大為減少，氣氛也沒有往年熱烈。國慶節過後，我國外交部通知駐外使館，所有人員必須分批分期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魏代辦夫婦在11月返國，我同其他幾名使館人員與之同行。

　　在使館，對於「文革」只從報紙上、廣播中有所瞭解，缺乏感性體驗。因此，回到北京以後，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街看看。從寬街步行到王府井，街道兩旁幾乎貼滿了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的大標語，中醫醫院、隆福醫院、科學院圖書館的大門兩旁，密密麻麻地貼滿大字報，內容多是批判本單位的「走資派」。從燈市西口到王府井大街，幾乎所有商店的門窗和外牆上都刷滿了紅紙寫的大標語或大字報，什麼同升和鞋店、盛錫福帽店、百草參茸國藥店都找不到了，據說是為了歡呼劉、鄧下臺，根據什麼人的「指示」搞的「紅海洋」。信步走進一個賣工藝品的小商店，看到小型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做得挺精緻，我指著問這個多少錢，售貨員瞪了我一眼沒吭氣。這時，進來一個戴造反派紅袖標的外地青年，對售貨員講：「我要請一張毛主席像。」售貨員馬上熱情接待。我一看不好，再呆下去說不定得挨批，就趕緊走了出來。我一面走一面想起小時候的事：舊曆年關將到，跟隨父親去趕集，為了臘月二十三日（過小年）祭灶神，父親在一個貨攤前恭恭敬敬「請」了一張灶王爺和灶王奶奶並肩而坐的像，讓我用雙手捧回家。……我在這種大不敬的胡思亂想中，走進了百貨大樓。門窗玻璃糊滿了大字報，裡面黑糊糊的，買東西的顧客先對了語錄才能買東西：顧客說「毛主席萬歲」，售貨員說「為人民服務」，或者一方說「造反有理」，另一方則說「文化大革命萬歲」，然後才洽談買什麼。我既感到挺有趣，又覺得挺彆扭，因為不會對語錄，也不敢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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