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16)_孫一先

一六

　　1967年1月，隨著全國造反派的「奪權」風暴，外交部的造反派成立了聯絡站，領導外交部機關和使領館回國人員搞「運動」。外交部的業務工作，由原來的一些領導加若干新人組成的核心組領導。姬鵬飛等幾位老的部領導，由於是「當權派」，既要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隨時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回國參加「文革」的各個使館人員，都成立了戰鬥隊，開始批判「當權派」。大使首當其衝，參贊是准「當權派」，受衝擊稍小；隨員以下參加戰鬥隊成為「大批判」的骨幹；一、二、三秘游離其中，但必須站在造反派一邊，否則就要挨批。駐蒙古使館由於人員構成的關係，戰鬥隊裡除個別人「造反精神」特強，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年歲較大的公勤人員，大都比較「保守」，批判會開得還算文明。

　　春節之前，張大使夫婦奉調返國參加「文化大革命」，使館由辦公室主任劉吉德擔任臨時代辦。

　　張大使到京，駐蒙使館戰鬥隊仿照其他使館做法，接站汽車直接把大使拉到戰鬥隊，讓他站在方凳上背語錄，其目的是「煞煞當權派的威風」。有一天，外交學院的造反團來揪張大使去清算「于、竇事件」，駐蒙使館戰鬥隊起初不同意，認為此事應由使館的人批判深究，但外交部的造反聯絡站支持造反團的「革命行動」。結果，張大使去後即被扣上投降派的罪名，不僅戴了高帽子，坐了「噴氣式」，還被拳打腳踢，肋骨被打斷兩根，腰椎受傷不能直立。大使夫婦回來後，在院子裡靠牆坐下，我從他們身旁走過，大使夫人楊波含著眼淚對我說：「這還怎麼活下去！」我不敢接茬，只能默默地點了點頭，心想你們無論如何要堅持活下去。

　　在這樣情況下，我只能努力「韜晦」，希望儘快脫離「苦海」。7月，機會來了，使館的戰鬥隊提議，經外交部第二亞洲司批准，派我和其他幾個同志去蒙古輪換最後一批未參加運動的同志。去前，我見到傷勢有所好轉的張大使，向他告別。他高興地連聲說：「你去好，你去好。」我的妻子本來「文革」前已做好出國前的一切準備，「文革」一來，停止所有初次出國人員外派，我又是煢煢一人踏上「征途」。

　　§「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

　　我回到烏蘭巴托，街道兩邊的樹木已長出嫩葉，舉眼望去滿目青翠，蒙古的春天終於來了。但使館裡卻是一片憤怒消逝後的沉默，這是由於5月21日發生了一起嚴重事件。

　　培才學校師生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蒙古當局的特別注意。華僑子弟通過其家庭同蒙古社會有著廣泛的聯繫，他們散發的數量可觀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已深入蒙古民間，這是蒙古當局絕對不能容忍的，於是想方設法尋找藉口進行打擊。

　　培才學校與《蒙古消息報》社同處一個大院，該社的展覽櫥窗展出的蒙古政府領導人的照片被塗抹，蒙方認為是華僑學生所為，就單方面關閉了共同使用的大門，讓學生使用僅容單人進出的小旁門，這顯然是一種挑釁行為。學生嫌小門太窄，上下學進出擁擠，就敲打大門讓蒙方警衛開門。於是，蒙古當局就以「三名華僑老師帶領學生踢打報社大門」，「破壞了蒙方法律」為藉口，宣佈驅逐三位華僑教師出境，實質上是想借此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

　　蒙古當局的無理宣佈，激起培才學校師生的憤怒情緒，醞釀屆時集體到火車站歡送，並以1月25日發生在蘇聯莫斯科紅場上的中國留學生的英勇鬥爭事蹟相激勵。1967年初，中國政府通知派往世界各國的留學生請假半年，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留法、留芬蘭學生總共六十九人抵達莫斯科後，在「革命」情緒的激蕩下，於1月25日到紅場瞻仰革命導師列寧的遺容。當日天氣特冷，他們依然排隊耐心等待。蘇聯軍官「好心」把他們插進「參觀者」（實際上都是便衣警察）的行列。他們走到列寧墓前的大理石平臺上排成方陣，獻上花圈，開始脫帽默哀。還不到一分鐘，蘇警就氣勢洶洶地喊「夠了，夠了！」

　　默哀後，一名留學生走出隊伍，領導大家讀《毛主席語錄》，蘇軍一名少校一揮手，蘇軍和便衣警察就一擁而上，企圖衝垮中國留學生隊伍。留學生手挽手高唱《國際歌》，氣急敗壞的蘇聯軍警二三百人將中國學生和使館陪同人員分割包圍，三四個圍住一人大打出手，最可惡的是便衣警察，在棉手套裡藏有鐵塊，把中國學生打得鼻青臉腫，鮮血直流，有的甚至傷筋斷骨。打了約半小時，不少市民和各國駐莫斯科記者聞訊趕來。幾個蘇聯老人喊道：「不要打他們！他們是學生！」有些蘇聯工人還上前幫助中國留學生撤出包圍圈。這就是1967年有名的「莫斯科紅場事件」。此後不久，國內給駐蒙古使館發來「紅場事件」的照片，讓張貼揭露蘇聯當局的暴行。結果，展出不久，展覽櫥窗玻璃就在夜裡被砸，照片被撕碎扔進使館大門。

　　臨時代辦劉吉德，鑒於蒙方對「紅場事件」照片展出後的反應，考慮到華僑師生一旦到車站集體歡送，可能會模仿「紅場事件」對中國留學生的做法，招致蒙古警特鎮壓。遂於5月19日發電國內，建議組織集體歡送，有序進行，不讀語錄、不喊口號、不唱《國際歌》。當時外交部造反派還未奪權，但已對業務部門實行監督，因此在複電中強調組織集體歡送，應堅持「三要」（讀語錄、喊口號、唱《國際歌》）。當晚，使館再次向國內請示，講明情況，陳述利害，建議在集體歡送時免除「三要」。國內未予置理。

　　蒙古當局獲悉華僑師生計劃去車站搞集體歡送，5月20日上午，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托依夫約見我駐蒙使館臨時代辦，提出不得在車站舉行歡送集會等無理要求，否則後果由中方負責。劉代辦予以拒絕。蒙方這樣提出要挾，對情緒激憤的華僑師生無異于火上澆油。劉代辦回館後，立即向國內報告，建議頂住蒙方無理要求，屆時在車站舉行適當規模的歡送，但不形成集會，不讀語錄、不喊口號，不唱《國際歌》，以避免事態不可控制，希望國內21日10時前複示。但等到21日傍午，仍無回音。劉代辦不得不再次緊急請示，國內答覆按前電執行。劉代辦無奈，只能在組織工作上採取一些防範措施，例如把領喊口號的師生埋藏在人圈內，不使蒙警特發現。

　　5月21日下午3時，華僑師生秩序井然地前往烏蘭巴托車站為三名被逐教師送行，使館四名外交官及中建駐蒙公司、友誼醫院、華僑協會等單位的代表也來到車站，總共二百餘人。未經組織個人自動來送行的華僑及培才學校低年級學生，也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人。送行者向被逐教師獻花後，齊聲朗讀毛主席語錄。這時，預伏的大批警察加便衣，沖進人群動手抓人。華僑師生高唱《國際歌》，高呼口號，蒙警特大打出手，連許多只有十幾歲的女學生也被打倒在地。在場的中國外交官向蒙古警官提出強烈抗議，蒙警特不僅置之不理，而且動手扭打中國外交官，並將之強行關進車站臨時拘留處。其中一名外交官被拳打腳踢，衣服鈕扣被撕掉，胸側肋骨挫傷。

　　華僑師生和僑協幹部二十余人被蒙警特肆行毆打後，將他們關進另一臨時拘留處。中國使館劉臨時代辦聞訊急忙趕到現場，向在現場幕後指揮的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托依夫進行交涉，托依夫避而不見。劉代辦遂向親自上陣指揮抓人、打人的蒙古國家警察總局副局長兼烏市警察局長艾林親浩爾洛提出最強烈的抗議。艾狡辯一通之後，被迫承認華僑學生舉行歡送儀式是合情合理的，承認蒙警非法毆打、拘捕了我外交人員，答應立即釋放。關於釋放華僑師生及僑協幹部的問題，艾讓劉代辦向蒙外交部交涉。劉代辦與被釋放的使館外交官和工作人員一起返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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