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11)_孫一先

一一

　　※第四章「有限主權」的枷鎖

　　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繼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二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蘇聯給予它的支持和幫助是舉世共認的，而對它的控制也絲毫沒有鬆手。蘇聯的歷史經驗：要控制一個黨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個黨那個國家裡，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應當感謝馬克思的在天之靈，中蘇之間的軍事攤牌終於沒有發生。

　　§俯首帖耳的領導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執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蒙古的國際處境空前優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無憂、自由自主地從事建設。從1948—1957年，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它得到來自蘇聯和中國兩方面的大力支援，國民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大為改善。50年代堪為蒙古的黃金時代。到1960年，農牧業基本實現了合作化，工業總產值比1940年增長了4.4倍。但是，蘇聯仍然是「控制你沒商量」，蒙古無法擺脫「有限主權」的枷鎖。

　　「有限主權論」，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扼殺「布拉格之春」時公開提出來的，實際上蘇聯領導人的這種指導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國際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國的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以蘇聯為基地的第三國際，在幫助各國共產黨的建立，並指導它們開展革命鬥爭方面，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時代，「朕即國際」，不僅對各國共產黨頤指氣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國党的領導人。更有甚者，在蘇聯1937—1938年肅反擴大化時，在其境內和境外誤殺了不少忠誠的共產黨人，當時波蘭共產黨的領導班子就幾乎被殺光。二次大戰後，中國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相繼取得政權，成為執政黨。蘇聯領導人雖然幾經更迭，但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的指導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黨，是繼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二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蘇聯給予它的支持和幫助是舉世共認的，而對它的控制也絲毫沒有鬆手。蘇聯的歷史經驗：要控制一個黨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個黨那個國家裡，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識英雄」，就像30年代初，選擇王明、博古來控制中國共產黨一樣，40年代初選擇了蒙古青年澤登巴爾，將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澤登巴爾，1916年9月17日生於蒙古西北部的烏布蘇省鄰接蘇聯邊界的達布斯特縣，是蒙古少數民族杜爾伯特人。1929—1938年，在蘇聯伊爾庫次克中學和財經學院學習，畢業回國後在烏蘭巴托財經學校短時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黨。由於在蘇聯留學期間經人推薦，受到斯大林的賞識，回國後受到喬巴山的器重而青雲直上。入黨後僅一年，就被選為中委，任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繼而又做部長兼國家銀行行長，當時只有二十四歲。1941—1945年，還曾擔任人民軍副總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進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國家計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長會議副主席，1952年起擔任部長會議主席，1958年11月蒙黨十三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黨中央第一書記。

　　澤登巴爾從政之後，懷著對蘇聯的感恩戴德，無論國內和國際上有什麼變化，他的政治指北針從來沒有搖擺過，總是亦步亦趨，跟隨蘇聯。

　　喬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養澤登巴爾為接班人，甚至於把這個在軍事上不甚了了的澤登巴爾安排為自己的副總司令，給予中將軍銜。但是，喬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後，在赫魯曉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時，澤登巴爾秉承蘇聯的旨意，在蒙古全國掀起了一場大反喬巴山「個人迷信」的運動，大肆攻擊喬巴山時期的各項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魯曉夫，把蒙古國內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部門來了個大清洗，借機安插自己的親信佔據重要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喬巴山生前擔任黨中央第二書記的達希·丹巴（也譯為達姆巴），在1954年就任黨中央第一書記後，強調發展民族工業，指出「蘇聯的經驗不是惟一的經驗」，「不能機械地抄襲和教條地搬用」，宣傳中國的經驗「可供學習」，認為教條主義對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條主義。在國際共運問題上，丹巴指出：「宣傳和平方式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惟一方式，這是修正主義的主要表現之一」，修正主義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專政的作用」。丹巴的這些言論和主張，在蘇聯看來顯然不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國傾斜之嫌。在赫魯曉夫的策劃下，澤登巴爾在蒙黨內率先展開對丹巴的批判。經過幾番鬥爭，丹巴降為第二書記（半年之後又被趕出政治局），澤登巴爾取代了蒙党第一書記職位。支持丹巴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第二書記其米德道爾吉·蘇倫紮布，不久也被撤職，並被趕出了政治局和書記處。

　　達拉姆·圖木爾奧其爾，蒙黨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因支持澤登巴爾反對丹巴有功，1959年升為政治局委員。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對喬巴山「個人迷信」過於積極，危及喬巴山時期對喬巴山言聽計從的澤登巴爾的地位，被趕出政治局。後來，澤登巴爾為籠絡人心，鞏固自己的統治，故作姿態，於1962年初，又將圖木爾奧其爾拉進了政治局和書記處。澤登巴爾運用「翻雲覆雨」的手段使得這個「風派」人物就範，更好地為自己服務。但是，圖木爾奧其爾「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主持在成吉思汗誕辰800周年時大搞紀念活動，並決定在成吉思汗家鄉肯特省樹立大型紀念碑，為此觸怒了蘇聯；加以當時的黨中央第二書記魯布桑策倫·曾德，想乘澤登巴爾在蘇聯養病之機，聯合圖木爾奧其爾搞掉澤登巴爾。澤登巴爾聞訊取得蘇聯的支持，馬上返國於1962年9月召開中央全會，以突然襲擊的手段解除了圖木爾奧其爾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懷疑黨的馬列主義性質」、「懷疑蒙蘇友誼」。對於曾德，因其有過「懷疑蒙蘇友誼和經互會對蒙是否有好處」等觸怒蘇聯的言論，澤登巴爾在赫魯曉夫的直接支持下，於1963年底的中央全會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書記、政治局委員職務。

　　蒙古人歷來民族主義情緒比較強烈，知識分子尤甚。如上所述，這種民族情緒不時在蒙党領導集團中有所反映。蘇聯以「蘇蒙友誼」的名義和「國際主義」的說教，加以大量派出蘇聯顧問，以及必要時揮舞「反蘇」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幾十年，但並未能使蒙黨內民族主義情緒消融。因此，它在不放鬆政治控制的同時，也在其他方面採取了「放長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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