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12)_孫一先

一二

　　從文化教育著手進行同化，是蘇聯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當局廢棄了成吉思汗時代創立的蒙古文字，決定改用斯拉夫語系中的俄文字母（個別字母由蒙方自己創造）為基礎的新蒙文，並於1946年1月頒佈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們至今評價不一，但由此為蘇聯文化進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開方便之門，卻是不爭的事實。孩子們從小學四年級就必須學俄文，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綱的硬性規定。蒙古國立大學的某些課程及其所屬的綜合技術學院的全部課程，都用俄語講授；為各門課程規定的教材和參考書，也都是蘇聯出版的俄文書籍。蘇聯為了培養忠於「蒙蘇友誼」和「國際主義」的蒙古人才，吸納留學生是一個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學生到蘇聯，這些留學生歸國後，絕大部分都能進入重要崗位，許多成為高級官吏。1970年前後，蒙古各省的省委書記，66%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畢業的。當然，留蘇學習回國的人，不一定都親蘇，更不消說「終生不渝」了。蒙古知識界有形無形地拒絕著蘇聯的文化滲透。我擔任臨時代辦後，參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會，原以為蒙方官員都會講俄語，就只帶俄文譯員以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駐蒙外交使團的人交談，結果經常碰壁，許多蒙古官員明明會講俄語，他就是不講。使館同蒙古外交部電話聯繫事務時可講俄語。但正式約見從不講俄語，我還注意到蒙方的記錄員用的是老蒙文。

　　「結親政策」是蘇聯控制蒙古的另一種有效手段。中外古代歷史上，「和親政策」的事實屢見不鮮，在一定時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層，蘇聯則把這種政策加以普及。客觀條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損失人口二千六百多萬（其中軍人九十二萬，平民一千七百多萬），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戰後幾十年，人口構成女多於男（50年代蘇聯人私下說男女人口比例為1∶6）。男娶女嫁，以至國際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蘇聯當局把它作為一種「入室控制」的手段積極推行。最為典型的是澤登巴爾娶來的蘇聯夫人。澤登巴爾1940年留學蘇聯畢業歸國並取得高位之後，蘇蒙雙方領導人撮合，將當時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中將的女兒嫁給了澤登巴爾，嫁後全名為：阿娜斯塔霞·伊凡諾夫娜·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入室」之後，對澤登巴爾的一言一行，有無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烏蘭巴托多次見過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參加澤登巴爾夫婦舉行的招待會，他們與進場的賓客一一握手。雖然中蒙關係已經惡化，但他們還未達到不顧禮儀拒絕與我握手的地步。這一次我從最近的距離觀察了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個子，肥胖壯實的身軀，穿著黑色晚禮服；紅紅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紅的濃發，真有點「凶煞」的樣子；特別是一雙灰褐色的眼睛，惡狠狠地盯著我這個中國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種「有你無我」的內涵。這情景雖然只有幾十秒鐘，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還有一次，大約是1970年夏天的週末，我與使館幾個同志在烏市街道上散步，路過澤登巴爾的官邸，通過豪華的鐵柵欄門，看到費拉托娃沿著花園式的甬道正向鐵門走來，後面跟著保鏢。她突然發現了一夥中國人，扭頭就往回走。是恨？是怕？還是別的什麼？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許在她轉身的一刻，這幾種情緒都存在。其實，1970年中蒙雙方已著手緩和兩國關係。

　　費拉托娃和澤登巴爾結婚後，多是與丈夫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在澤登巴爾以党的第一書記兼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兒童基金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就單獨公開露面，頻繁進行活動，名字經常排在一些部長級領導人的前面。

　　蒙古高層領導成員中，娶蘇聯人為妻的，已知的還有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邁達爾，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阿勒坦格爾勒，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蒙蘇友協主席貢布紮布，中委、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索德諾姆，中委、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朝克上將，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雲登。

　　中層幹部夫人是蘇聯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據說達到15%—20%之多。這些蘇聯「夫人」嫁給蒙古官員之後，包括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在內，仍然保留蘇聯國籍，按規定都要按時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去「談話」。中國古語說「妻以夫貴」，在蘇聯控制下的蒙古則變成「妻尊夫貴」，娶了蘇聯人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斷提拔。以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阿勒坦格爾勒為例，二十六歲入黨之後，立即被委任為食品工業部部長，第二年又當選為蒙黨中央委員，二十九歲起擔任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據說其蘇聯妻子與澤登巴爾·費拉托娃關係異常密切。

　　§蘇軍重新大舉入蒙

　　1963年7月，也就是與中蒙關係劇烈改變同步，蒙古與蘇聯秘密簽訂了《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此後，蘇軍派出許多勘探小分隊，到蒙古鐵路兩側及其以東的邊境省份活動，他們都配備有野外通信電臺車，成員均著便衣，對外聲稱是給草原找水，實際上是為蘇軍進駐勘察陣地。

　　1963年，中蒙邊境沒有任何異常。中國此刻正在為克服三年天災人禍釀成的危機，對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如果說軍隊有調動，那是向南而不是向北，因為退踞臺灣的國民黨軍隊，想乘大陸經濟困難進行「反攻」。因此，蘇軍重新入蒙，只能做這樣的解釋：支持澤登巴爾集團，更嚴密地控制蒙古。撲滅「洛呼茲事件」使蘇聯領導集團感到蒙古的親蘇政權必須依照「歷史經驗」，用「刺刀」保衛才能安全。

　　1964年，蒙古在全部趕走中國援蒙員工的同時，引進了蘇軍的一個建築旅。這個旅的大部駐色楞格省的達爾汗，修建大量的樓房住宅；一部分進入烏蘭巴托，主要是為即將進駐的蘇軍蓋營房。1965年，蘇軍第二個建築旅秘密開進蒙古，從事軍用機場和各種基地的修築。

　　1966年1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訪問蒙古，同蒙古簽訂了為期二十年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這個條約實際上是一個軍事同盟條約。其中第五條規定：「締約雙方將……在保證對方的防禦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締約雙方……為保證兩國的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起見，共同採取包括軍事方面的措施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這個條約簽訂以後，入蒙蘇軍的活動逐漸公開化，烏蘭巴托街頭不但有越來越多的蘇聯軍用汽車，而且也有一些蘇軍士兵在郊區遊蕩，有的到中國駐蒙公司的建築工地討酒喝。烏市東北的烏蘭花熱鬧起來，大量建築材料運進去，入夜電焊火花一直在閃爍，據說要在那裡建指揮部。通往中蒙邊界的鐵路沿線，也傳來了蘇軍在一些車站附近開始修築機場和營房、倉庫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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