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前後目擊記(76)_亨利·莫爾

七六

　　「當時我們帶上口糧和財產躲到山裡去了。」他回憶道，「四面都是激烈的槍炮的聲音，有的地方還起了火。後來，撤退的士兵換上衣服也同我們一起躲進森林，聽說中國軍隊要消滅越南，已經把經過的村裡的人們都殺光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懼，幾個居住在村裡的中國人也被殺死了。」他指著村莊的一面牆告訴我們：「逃跑的時候我看到牆上釘了兩張人皮，奶頭很大，是從被殺死的中國婦女身上剝下來的。在中國軍隊佔領鎮子以後便開始進行搜查，抓走幾名沒有逃走的居民，再也沒有放回來。他們沒有殺人，那是我們村裡民兵幹的，」他十分肯定地說。「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件事。」

　　我們問他是否見過中國軍人，他回答被俘的中國軍人很多，大約有50人左右，都關在山中一個軍事工事裡，後來被押送到鎮裡去了。他十分肯定地聲稱，他見過一個中國營長，頭髮知蓬蓬的，而且會講越語。他悄悄告訴我們，村民還打死過一個中國俘虜。

　　「中國軍隊撤走以後，我們都回到了村裡。」他說。「拖拉機和農具都被砸壞了，倉庫的糧食也沒有了，但是他們沒有燒掉我們的房子，民兵把被打死的兩具屍體擺在廣場上，召開大會，說所有沒有逃走的人都被中國軍隊抓去槍斃了。那天中午，民兵從村外拉著一頭水牛從山那邊走來，一名中國俘虜是個中國女人，很年輕，頭越鋼盔，衣服也被剝光了，乳房上用油漆寫著標語，臉上也塗了紅漆。民兵把那個女俘虜捆到村中的一棵大樹上，準備吃過午飯把她送到鎮上去，可是村民圍住那個女俘虜，用棍了打她；一個村民把螞蝗放在那個女俘虜的奶頭上，讓螞蝗鑽進去，然後再用竹板把螞蝗抽打出來。民兵吃過飯前來阻止，但是被他們的親屬拉走了，第二天早晨，我聽說那名女俘虜已經被燒死了。

　　那個儂族老人的故事使我想起越戰年代許多熟悉的情景，然而在今天聽來卻是那麼陌生。佔領日本的麥克阿瑟曾經說過：「亞洲人是不可能一下子把敵人變成戰俘看待的。敵人就永遠是敵人。」我深知這一點，尤其是越南人狂熱的勢利欲望導致過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1978年12月25日，越共政府在經過一年的充分準備之後，派出裝備著蘇制米格-19型戰鬥機和L1-28型轟炸機與同柬埔寨交戰一年之久的老撾部隊對柬埔寨發起全面進攻，所有被俘的「紅色高棉」人員和平民全部遭到血腥的屠殺。1979年1月7日，越南軍隊攻佔了柬埔寨首都金邊，槍殺每一個見到的行人。

　　《曼郵報》刊登一名泰僑目睹金邊時的情況說：「到處是槍聲和炮聲，蘇制T-54型坦克在街上碾死了許多奔逃的市民。下午，行上已經空無一個，越軍開始進入居民區進行屠殺，人們的慘叫聲響成一片。傍晚時分，越軍闖入我居住的住宅對面的樓房，促出一個名叫塞萊的十六歲姑娘，二十多名越軍在樓外的街上輪奸她，最後把那個已經昏迷不醒的姑娘拖到一輛開過來的坦克車里拉走了。」

　　金邊陷落的前幾天，西哈努克親王逃走了，而後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會議上揭露了越共政府的侵略行為，同時，他也辭去了波爾布特政權代表的職務，因為他認為波爾布特城執政的三年中推行的掠奪私有財產、取消貨幣而只給口糧、關閉所有的學校和屠殺柬埔寨人的行徑沾汙了那個國家。

　　越南外交部長阮基石在越共軍隊侵佔柬埔寨六外之後對《時代週刊》記者說：「我們要求清算波爾布特的罪行。中國必須停止對它的援助，泰國也要不再提供避難所，這樣我們才能逐漸從柬埔寨撤走軍隊。我們不是非要處死波爾布特，他可以跑到中國或者曼，或者呆在思板多監獄裡去，這很公平。或許他能象阮高其（前南越副總統）那樣開設一個酒吧間。」

　　實際上，阮高其在一九八五年破產之前，在加利弗尼亞州開設的是幾個酒店。

　　波爾布特政權之所以處在這樣一個為難的境地，是由於在它執政的三年裡採取的極端措施引起了普遍的不滿並給越南支持韓桑林政權提供了藉口。然而無論怎樣，民主柬埔寨在歷次聯合國大會一直具有合法的席位，國際社會不斷地通過要求越南立即無條件地從柬埔寨撤出它的全部軍隊；與此同時，「紅色高棉」也採取了一些與之相適應的步驟，各方面都厭惡的波爾布特不再公開地露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波爾布特時期受到排擠的半貴族革命者喬森潘。

　　喬森潘出生于靠近越南邊境的大米聚集地柴楨省的一個高級職員家庭，早年留學法國，並獲得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後擔任金邊《觀察家報》主編。因此無論在西方或共產黨中國看來，他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人物，至少比波爾布特顯得開明和中立。

　　在各方面的調解之下，喬森潘與西哈努克親王、宋雙於1983年6月22日建立了聯合政府，這樣反對越南的軍事力量得到了國際社會各方面的支持。

　　儘管越共政府舉行了慶祝攻陷西貢、佔領柬埔寨等「成功」的節日慶祝活動，但同時也使人聯想到那是一個付出了極大代價而獲得的勝利。為了再一次向全世界顯示其大捷，對外國人又恨又怕的越共政府在1983年卻允許全部二百五十三名旅遊者入境，並且還接待了四百名外國記者和技術專家，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許多觀察家認為，河內之所以如此樂於接納新聞記者，突出地反映了它要與華盛頓恢復關係的強烈願望。然而，就越共政府所作出的全部努力而言，它的和平攻勢卻顯得那麼沒有基礎，甚至非常荒唐幼稚。

　　毋庸諱言，這種矛盾的的心理似乎成為越共政府在慶祝攻陷西貢舉行的活動的主調。遊行隊伍開始行進之前胡志明市的黨委書記阮文嶺站起身慶賀越南「為人類的崇高理想而戰鬥在鬥爭的最前線」的地位，並把其「打倒全球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的戰略」上的勝利大肆吹捧一番。然而即便是阮文嶺也不能不查覺到，整個越南正被衰敗的徵兆所包圍：胡志明市這個擁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城市，到處都是殘垣斷壁，水電的供應極為不足，近一百萬失業人口和掃蕩不清的賣淫、吸毒、乞討及流氓行為枚不勝數，官員的腐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普遍並引起多數人的不滿。

　　「十年過去了，」阮文嶺抱怨說，「反動、腐朽的新殖民主義已經不知道蹋了多少青年人，留給我們的是尖銳而又持久的危機。」

　　今天的胡志明市仍然保留著舊西貢的豐富財產，如同一位褪了姿色的太太但還有珠寶可賣。三輪車夫們為西方遊客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年輕漂亮的姑娘」，街道兩旁的中間商相競以高於官價幾倍（100:1）的比率購買美元；沿著阮惠大街的黑市交易場所，身穿緊身襯衫和有圖案的工裝衣褲，帶著時髦太陽鏡的年輕人把最新的彩色電視機和立體聲音響設備塞滿了一個個的貨攤。

　　戰爭歲月裡的情景始終縈繞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在離昔日的自由大街（如今改名為榮瑰大街）不遠，有一位五十二歲的老婦人開著一家冷飲店。戰爭時期，人們曾經把這裡當作娛樂場所。回憶起往事，老婦人不覺笑了，那時她有自己的酒吧，常和美國朋友在櫃檯上玩紙牌。現在她只能靠以前美國朋友送給她的東西沿街叫賣勉強維持生計，她僅有的一點積蓄都在三次赴美的嘗試和失敗中丟掉了。儘管如此，她仍然不無渴望地說：「如果我能積攢到一點錢，也許我還要再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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