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前後目擊記(37)_亨利·莫爾

三七

　　「也許我能夠幫助你們想個辦法。」摩爾納少校一面假裝思索辦法，一面留意打量她們。

　　戴眼鏡的姑娘看上去大約十八、九歲，身材削瘦，穿著白色的上衣和藍格長裙；另一個姑娘比她略高而且豐滿一些，大約二十歲左右，燙著當時在西貢非常流行的髮式摩爾納少校不難看出，她們是姐妹兩個。

　　「你的通知書也丟了嗎？」摩爾納少校問那個燙髮的姑娘，一面給我們發出了暗號。

　　「我已經讀二年級了。」她有點羞澀地回答。「今天陪我的妹妹到這裡報到，沒想到把通知書丟了。」

　　「請你們在這裡等會，我到裡面去查詢一下。」摩爾納少校說著轉身走進了報名處的房子。

　　幾分鐘之後，摩爾納少校又返了回來。

　　「通知書一定是你們自己搞丟了。」他說。「學校告訴我，如果把入學通知書丟了，就要到原來的考場對考證的號碼，否則不給辦理報到手續。」

　　「那可怎麼辦呢？」戴眼鏡的姑娘急得臉色漲紅。「我是在新安考場，離這裡有很遠的路呢。如果等取來我的考證號碼，報名的時間就要過了。」

　　「你不要著急。」摩爾納少校見目的已經達到，心裡十分高興。「我對新安很熟悉，距離西貢不過只有四十公里左右，正巧我有一個男朋友在軍事顧問團工作，搭乘他的汽車幾個小時就可以趕回來。」

　　兩個姑娘用越語商量了一會兒，好象不太放心。最後，戴眼鏡的姑娘說：「對不起，我們只好打擾你了。」

　　就這樣，兩名無辜的越南姑娘輕易地落入了我們精心策劃的圈套。

　　中午時分，吉普車開出了西貢市，沿著公路一直向南駛去。直到那時，兩名姑娘還不知道她們已經踏上了死亡之路，反而懷著感激的心情不住地向我們致謝。

　　在交談中我們得知，她們是新安市一家碾米廠老闆的女兒。戴眼鏡的姑娘名字叫淑，18歲，報考了西貢大學經濟系；燙髮的姑娘是她的姐姐，名字叫勤，22歲，已經在西貢大學讀到二年級。她們把摩爾納少校當作一位熱心腸的「法國青年」，一路上為他介紹著沿途的村落和風光。

　　威利一直默默地開著車。每當他從反光鏡裡看到那兩個嘰嘰喳喳的姑娘，仇恨就從心底湧上來。他似乎看到被倒懸在棕櫚樹上的朱迪和斯苔拉的屍體在隨著風晃動著，看到他自己在老撾邊境被一群瘋狂的巴特寮士兵把刺刀深深戳進心臟，看到他的屍體被遺棄在荒無人煙的森林裡，一頭大象把屍體踩扁……

　　「威利。」我叫他。

　　威利的思路被打斷了，他猛地醒悟過來自己是在吉普車上，身邊帶著兩個落網的獵物。

　　「你怎麼這時候就象喝醉了似地開起車？」摩爾納少校仍然模仿著法國人的腔調，言外有意地提醒著威利。「兩個姑娘的生命可是上了保險的。」

　　威利用手揩去額角上的汗珠。「放心吧！」他說。

　　我與兩個姑娘坐在後排的座位上，望著她們天真的樣子，我心裡開始產生了對她們的憐憫。

　　但是，朱迪和斯苔拉不也是這樣天真的姑娘嗎？那些殘忍的越共分子在輪奸、拷打和殺害那兩個來自太平洋彼岸的姑娘時憐憫過她們嗎？她們在用刀切開她們年輕的乳房時想到過她們是無辜的嗎？

　　戰爭，就是仇恨的相互殘殺，沒有什麼「無辜」可言。既然他們可以用那麼野蠻的手段殺害兩名被他們捉住的美國姑娘，我們當然可以毫不留情地用更加殘酷的手段殺死我們捉到的每一個越南姑娘，根本不用考慮她們是否無辜。而這種報復是被迫的。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我們經過了邊瀝。

　　「威利。」摩爾納少校在吉普車駛出邊瀝的時候，好象忽然想起一件事。「請你在前面向右拐一下。盧克先生要我交給維克林中校一封信。」他又轉向兩個姑娘解釋道：「很抱歉，我用不了多少時間。有個朋友托我給駐紮在邊瀝的維克林中校帶一封來自美國的家信。」

　　「沒關係。」兩個姑娘回答，她們覺得已經非常過意不去了。

　　吉普車在開過邊瀝約兩公里左右的地方向右轉彎，沿著東威古河的一條土路向西北方向開去。

　　座落在東威吉普河北岸一片沼澤附近的一個軍事基地，駐紮著澳大利亞一個營的作戰部隊，它的作用是作為西貢—堤岸的屏障之一，在距離它不遠的另一個營地，駐紮著第一七三空降旅。

　　我們到達那裡已經是下午1點多鐘，整個營地靜悄悄的，炎熱的天氣使士兵都躲進了營房裡去了，在營地四周大片開闊地上圍著鐵絲網，高高的木制崗樓上有個士兵在懶洋洋地打著瞌睡。

　　我們的吉普車停在一座偽裝得十分嚴密的房子前面。

　　「進去休息一下吧。」摩爾納少校對她們說。

　　一個多小時坐在被太陽曬得發燙的吉普車裡簸，淑和勤看上去都顯得非常疲倦，她們下了車，同我們一起走進那座房子。

　　維克林少校是一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亞空軍軍官，我們進去的時候，他正躺在吊床用彈弓打屋內的蒼蠅。

　　摩爾納少校給我們作了一番簡短的介紹，然後與維克林少校一同走了出去。

　　幾分鐘以後，維克林少校和摩爾納少校回到房子裡。維克林少校打量著淑和勤，眼睛現出淫穢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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