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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的幾個月,我和二十來個瘋子一起生活在這間病房裡,他們裡面有些人我記得很清楚。阿倫是個畫家,瘦高個兒,有一頭疼曲的黑髮和肮髒的長鬍子。他永遠穿著黑色高領套頭衫,寬鬆耷拉的長褲和涼鞋,整天畫別的病人。他總在削鉛筆,要不就是像畫家常做的那樣舉著鉛筆量比例。畫好每張畫以後,他把它們小心地放進一個灰色大夾子裡。阿倫從不說話,也不讓任何人看他的畫,我認為他是因嚴重的抑鬱症住進病院的。

  另外一個人是「其死掉」先生,他整天在休息室裡轉來轉去,嘴裡念念有詞:「我真死掉也不在乎。」一面重複同樣的字句一面自己在笑。他整天老從開著的窗子裡爬出去,在草地上行個屈膝禮後再爬回來。「其死掉」個子不高,二十幾歲,總穿著醫院的層衣。他拒絕穿鞋襪,綠色的貝雷帽一直拉到蓋上耳朵。

  最吵人的病人是胖胖,一個大約五十歲的女人。她體重肯定有二百八十磅,兩個奶子大得像西瓜。她不戴胸罩,大如茶託的奶頭撐著繃得緊緊的尼龍套頭衫。胖胖一天到晚不停地吸煙,用吸剩的煙頭點燃新的一根煙。煙灰總是掉在奶子上,每次她穿過房間去把又一個燃著的煙頭扔進垃圾桶時,煙灰便從如子上掉到地板上。她走路的時候褲子出溜下來,露出屁股溝來。她常常會和「真死掉」撞個滿懷,對他大嚷:「滾蛋!」而他總是說:「我真死掉也不在乎。」對此她會咆哮著說:「那你就去死吧。」一面身子往開著的窗子前她老坐的椅子裡一靠。她手裡總抓著幾包香煙,如果新來的病人問她要煙,她的回答永遠是「滾蛋!」實際上她從來沒有說過任何別的話。

  和我同住一個房間的是羅傑。他大約四十歲,頭已經全禿了。警察發現他淩晨兩點時在大街上亂轉,被帶進來時穿著一身郵遞員的制服。他失去了記憶,不知道自己是誰。除了醫生或者護士走進屋子裡來的時候,他整天什麼也不幹地坐在那兒。他一看見他OJ就會跳起身來,一個勁地對他們說他不是郵遞員,他的名字也不是羅傑。

  在屋子的一角坐著多琳,一個三十歲的漂亮女人,有著金黃色的長頭髮和藍色的眼睛。她身材很好,穿一件黃色緊身套頭衫,連胸罩上的針腳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坐在一張矮椅子上,就能順著裙子看見她穿的白色褲子。當她張開兩腿時我能看見她的陰毛。她的金髮不是染的。多琳很少說話,但是有一次她對我說,她不願做定在下星期的腦前葉切除手術。她非常害怕這個腦手術,大喊:「我不願意把我的腦袋給切開!」

  除了些耶穌會員、俄國特務和一個整天洗手的男孩外,還有另一個常客,我管他叫錢串子先生。他是個有錢的紐扣製造商。我認為他住院是為了逃避對他的詐騙指控。他是個英俊的男人,穿著昂貴的套服和鎢亮的皮鞋,這使他看上去更像個醫生而不是病人。他一天中大多數時間都在看專門給他送來的報紙。偶爾他也和多琳說話,在護士不注意的時候企圖挑逗她。他總是開開心心的,不論誰問他要煙都給。他唯—一次面露愁容是在有一天護士遞給了他一封信以後。

  我們全都整天坐在那個房間裡,天天如此,望著牆上大鐘的指針轉了一圈又一圈。晚上我們聽盧森堡電臺播放的埃弗利兄弟或湯米·斯蒂爾的音樂,他們好像每晚都播放同樣的音樂。只有吃飯和送藥車來到時才打破這單調的局面。這樣過了兩星期,正當我開始琢磨究竟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他們告訴我第二天某個紐沃姆大夫要開始給我治療了。

  第二天晚上八點,所有的人都下班以後,紐沃姆大夫才來叫我。以前我在病房裡見過他。他是個英俊的、身材修長的澳大利亞人,膚色很深。他咧嘴微笑時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濃密的黑髮每一細都整整齊齊。他總是穿淺藍色的套服,系鮮亮的黃領帶。他微笑著向我介紹了自己,讓我跟他沿一條安靜的長走廊走去,把我領進了一間治療室,從裡面領上了門。這個房間四壁空空,只在當中放了一張高睡榻,上方吊著一盞燈,像一間手術室,讓人看了很害怕。大夫指著睡榻讓我躺下。

  他從一個小黑箱子裡拿出了注射器,給我打了一針。我馬上就覺得暈乎乎的,好像飄了起來。房間仿佛變得越來越大,站在面前的大夫越來越小。紐沃姆大夫態度和藹地問我為什麼要搶提包。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時我感到他的手在揉我的肚子,他叫我放鬆。我記不得他提出的別的問題了,但我確實記得他說:「你會喜歡這個的。」一面拉開我褲子的拉鍊和我口交。我感到自己勃起了,還沒明白過來就達到了性高潮。他告訴我不要有負罪感,而要享受其樂趣。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正的性高潮,我感到很害怕。我不知所以,第二天就到年紀比較大的高級顧問醫生巴爾金大夫那裡去申訴。但是,唉,他自己也是個同性戀者。他僅僅對我說別讓自己胡亂想像。我父母來看我的時候,我求他們讓我離開這裡,但是我是法院命令進這個瘋人院的,他們也沒有辦法。儘管我一再懇求,這種情況仍繼續著。一段時間以後我開始喜歡上打針後的這種暈乎乎的感覺,加上紐沃姆大夫總是注意不讓我有負罪感,性高潮也變得其樂無窮了。

  這個大夫如何能夠厚顏無恥地幹出後來的事情,確實讓人感到難以置信,但是他設法安排讓我到倫敦中區去和他相會,並在他位於肯辛頓的公寓中過了一夜。到他給我車錢讓我到倫敦西區去時,我早已不再抗議,非常激動地坐上擁擠的地鐵到了皮卡迪利圓形廣場。

  在電影院門外閃爍的霓虹燈廣告下咧著嘴微笑著等我的,是紐沃姆大夫和他治療搶提包的最新方法。他帶我進了附近一家小酒店,雖然我還不到年齡,他們還是把酒賣給了我們。我們坐在一個安靜的角落裡,他遞給我一粒小小的黃色藥丸,說:「我要你今晚玩得真正開心!」又說:「這會讓你感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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