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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1974年:反潮流

  半工半讀勤工儉學(嘞),
  三大革命打衝鋒(喲呵)

  ——電影《決裂》插曲

  1974年的初春,中學生像「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一樣,轟轟烈烈地又造起反來。幾乎一夜之間,北京市中小學校的玻璃窗幾乎被砸爛個精光,教室的桌椅板凳也砸壞不少,在這群患了政治甲亢症的學生中;我們13歲的小英雄黃帥由幾篇日記開始,不幸成為70年代反潮流的象徵。後來人們也原諒了黃帥,她畢竟是個孩子,而且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她是個天資聰穎、有好學精神的孩子。黃帥是一個喜歡獨立思考的女學生,她所道出的,不過是對學校裡的某種現象的苦悶心情,師生之間的日常衝突,按理說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70年代裡學生們的歌謠:「東風吹,戰鼓擂,現在學校究竟誰怕誰……師道尊嚴一定滅亡」和全國教育界的一片沸騰,使得這個並不懂得世道險惡的女孩子一次次撥弄好自己的紅領巾,被上層人物一次次召見。誰也沒有想到,幾篇較有個性的日記,會使教育界失掉了最後一層體面,教師的凜然和威嚴,在紅小兵的小拳之下已破碎不堪,踏著這些碎片,黃帥越發顯得像個「革命小將」了。雖然黃帥形象及其所謂的「黃帥」的日記,事後證明是有人故意推波助瀾,但對於當時既成的「英雄」事實,不辨真假的小學生也只有順勢而為了。

  黃帥現象引發的社會震盪絕不是70年代的孤立現象。如果說當初一個小學生的日記索要的是一種純潔的權益,那麼,更多的成人對權益分配的不滿,則是出於彌漫於這個時代的普遍的怨恨,1974年怪誕的社會風景,使人心變得更加無常。

  在歷史的某個時期,人性的自覺本來是自我拯救的一個心靈起點,儘管老三屆為主體的紅衛兵在「破四舊」的罪孽中拒絕文化的歷史積澱乃至達到拒絕文明的程度。但在上山下鄉後,他們仍然感受到農村的落後陋習,比紅衛兵自己更排斥文明——或者是現代文明之風還未能吹到農村。王安憶曾悲哀地說:知識青年不僅沒有給廣大農村帶來「知識」的春風,相反,中國農村的愚昧像汪洋大海般地吞噬了他們。面對農村經濟、文化、人民覺悟的落後,紅衛兵(知青)難以忍受城鄉之間的文化反差,提出首要的任務是教育農民,但面對70年代恢復的旨在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才素質的高校招生制度,以張鐵生為典型的少數「知識青年」,終於開始了命運的大逃亡。

  張鐵生是遼寧錦州市興城區1968年下鄉的知青,恢復招考後,開始萌動求進的想法了。在政治亢奮時期過去以後,他發現自己在農村實在不可能有什麼前途,一心一意想上大學,並以此為契機,改變自己的生活道路。公社一級的文化考察,張鐵生以一劑偏方(給領導寫信自我推薦)通過了考試,在興城區文化考試中,他遇到了難關,其實這考試是開卷考試,考題也不偏不怪,比如「談談為人民服務的體會」等老生常談的內容。無奈張鐵生天資不足,也未曾下過懸樑刺股的功夫,加上當時既要作政治的先鋒,又要作學院淘金者,實在魚肉熊掌不可兼得。結果張的語文考了38分,數學得61分,理化僅得6分,幾乎等於交白卷。眼看升學無望,張鐵生又亮出一劑偏方,在理化卷的背後給領導寫了一封牢騷滿腹的信,不想竟得了個滿分。

  尊敬的領導:

  ……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幹自己的本
  職工作。每天近18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
  時間只在27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
  於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著,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說實
  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
  考試被他們這幫大學迷給壟斷了,……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
  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鑽到小屋子裡面去……在這個人與集體利益直
  截矛盾的情況下,這是一場鬥爭(可以說)。我所苦悶的地方就在這裡幾
  個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說些什麼,總覺
  得實在的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動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工作所排斥了,代
  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至於我的基礎知識,考場就是我的母校,這裡的老師們知道的,
  記得還總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很淺,有兩
  天的複習的時間,我是保證把它答滿分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都清
  白如洗,自我表現勝似黃牛。……在這裡我沒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
  得什麼基礎知識和能力),我感覺並非可恥。……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學考生之中,能對我這個
  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

  白塔公社考生張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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