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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當年知青生活的艱難處,以下列兩事可知:

  搶吃「憶苦思甜」飯

  一天,生產隊召開憶苦思甜大會,會後自然要嘗嘗憶苦飯。也不知隊
  長是有意還是無意,拿出隊上積存的幾十斤穀子碾成米,加上好幾百斤牛
  皮萊,煮了一大鍋。會議進行中,旁邊那鍋萊稀飯早已漫出團團白霧,發
  出陣陣誘人的清香。社員們個個翹首咂舌,不時扭頭望著那團迷人的白霧,
  心裡巴望發言快點結束。孩子們緊緊圍住那鍋灶不肯離去。當隊長宣佈開
  始吃憶苦飯的話音剛落,人們便爭先恐後,拿碗取缽,遞到鍋前。兩個掌
  勺人應接不暇、累得滿頭大汗。我也拿著搪瓷碗,舀滿一碗,「噓噓」地
  只管喝不管燙。這哪裡是憶苦飯呀,對我們來說就是一頓美味佳餚。吃了
  幾個月紅薯早巳生厭,現在喝著這香噴噴的牛皮萊稀飯只覺得滑膩爽口。
  不一會兒,一大鍋菜稀飯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說安逸。「憶苦思甜」真個
  成功了。

  手錶

  知青無多少細軟,手錶更稀罕,一塊梅花表足以娶一媳婦。一日,某
  君由省城返鄉,腕上多了一計時之表。此物雖系家傳,然年久失修,指針
  走得步履維艱,常有勞逸結合之舉。一知青對某君問以時刻,某君先開窗,
  伸頭仰望天空之日,複回頭,低首俯視腕上之寶,面有愧色,曰:「下午
  了」。問者啞然。

  1968年上山下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國更加動盪的命運。50年代末的上山下鄉,開發了北大荒和江西共青城。這次上山下鄉應是經濟發展的積極舉措,60年代末的上山下鄉,除了國計民生上的迫切原因外,在歷史的命運上,應有天理懲戒的辛辣意義。可以想,文革3年的生死搏鬥,已經對共和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藝術領域完成了一場空前的掃蕩。生產已遭到極大的破壞,困難時期後開始的短暫安寧局面又遭到「紅海洋」的全面摧毀。

  這千多萬學生留在城市無所事事,中國不僅在經濟上無力承受,對這些在文革中形成的全新社會等級觀的孩子們來說,現有的國家系統似乎也對他們失去了最後的政治控制力。依照他們文革的橫掃一切和打個翻天覆地、打個落花流水的慣性,中國社會形態被紅衛兵鬥爭搞得面目全非並不是神話。所以,將知青青春的熱情消耗在藍天白雲之下,黃土高山之間不失為一項英明之舉,就像一艘惡浪中的大船,拋棄大批的貨物贏得航行的安全一樣,讓青年下鄉,是當時的緊急避險之措。

  90年代的知青文化熱的重燃,在一定程度上也證明,上山下鄉的苦難使那一代人避免了自己毀滅性的命運。儘管在事實上,知青一代人的許多分子與新生代的幸運兒們相比,他們的青春歲月確實顯得可憐可悲。但由於歷史造成的他們簡單熱情、盲目忠誠和時代造成的多血質性,這種所謂的青年運動一剛剛產生就註定了它的滅亡。如何在滅亡中自救,是那代人蹉跎歲月中的最大追問,其意義不亞于哈姆萊特「生存還是死亡」之自問。上山下鄉所經驗的痛苦,無不時時撞擊他們的靈魂,平靜他們發昏的頭腦,啟迪他們思索的智慧。在從自豪到焦慮、不安之後,許多知青面對了生活的現實,體味了勞動的快樂,感受著隱秘的愛情,追求著個人的真理,從阿城的系列小說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棋王》在饑餓年代的超凡智力;《樹王》在拓荒時代的堅韌執著;《孩子王》象徵著愚昧時代的開啟鴻蒙。儘管「知青熱」有著近乎病態的自戀,但我們依然能夠分享他們以青春為代價的喜悅,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要落在那個時代,也不過如此。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知青用自己的命運掙扎折射出了艱難歲月裡的不幸,歷史是一條波濤澎湃的河,留下來的是堅石,淘走的是黃沙。當一代人曾經轟轟烈烈,而今卻灰飛煙滅後,留下的是他們以生命代價給予我們的警示,這許多的警示不一而足地被後來的人們引以為戒,讓我們以分享他們的快樂的方式祭奠生命吧:

  下鄉時,我帶去自己裝的礦石半導體收音機,頭一晚上出來一放,可
  以說產生了轟動效應,引來滿屋子大人娃兒坐滿一地。儘管收音效果很差,
  但聽眾熱情之高是我們始料不及的。時間很晚,仍遲遲不願離去。最後走
  時提出看一下機子裡是什麼東西。隨你怎麼說是一些元件零件,看不出什
  麼名堂,可就是不甘心。無法,只有滿足其願望才得以收場。一連幾天,
  天天晚上來聽,坐上一屋人,簡直有些招架不住。遂謊稱電池用完,誰知
  熱心聽眾竟自己帶電池來,弄得我哭笑不得。子曰:錦車輕裘與朋友共,
  敝之而不憾,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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