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89)

八九

　　§1968年：在藍天白雲下

　　我再次向北京揮動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領，
　　然後對她大聲喊叫：
　　永遠記住我，媽媽呀北京！

　　——食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當六六、六七、六八屆初高中學生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上山下鄉進入中國農村現實的「汪洋大海」後。他們在1968年的夏天才感受到了蒼海一粟的孤獨。也許他們還有某種把火種播到臺灣省農村的宏願，但面對處處窮山惡水和紅色浩劫的廣闊天地，生存的艱辛沉重地打擊著他們的熱情，原本不可一世的紅衛兵戰士，在「大有作為」的再教育中變成這個時代的被放逐者。

　　1966年起，以學生為主的紅衛兵，放棄課堂走向革命「串聯」。1967年中央要求「複課鬧革命」，但招生考試制度被廢除，初高中學生形成積壓，僅有大學能複課。

　　本年度，學生積累數達1000多萬人，國民經濟卻全面衰退，工礦企業無法消化這些剩餘勞力。

　　1968年毛主席發出指示「知識分子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的是到農村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毛澤東自己也頭戴草帽，手握鐮刀，站在金浪翻滾的麥田裡指示航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個聲音不斷地在陽光燦爛的天空迴響，鼓勵著2000萬所謂「知識青年」，聲勢浩大地撲向金燦燦的田野。

　　上山下鄉最初是一種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選擇，既是時代的使命，也是革命擴大戰果的必然。知青們胸戴大紅花，腳跳忠字舞，鑼鼓喧天地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抱著極大的革命熱情，堅決地開進了深山和荒野。

　　最初的知識青年下鄉運動是充滿樂觀精神的，如1965年出版的《在廣闊天地裡》有這樣的描寫：「嫣紅的夕陽，把整個山溝點染得金碧交輝。小溝裡流水淙淙，森林中鳥兒歡唱，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響樂，滔滔地歌唱著山區的美好遠景，讚頌著新的一代青年們的美麗理想。」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詩意消失了。

　　小喬的祖輩生活在山西晉南，祖輩的生活貧困而單調，1960年他考入了醫學專科學校，畢業分配時，不願下鄉。

　　小喬的思想被駐校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老李發現了，李師傅遵照毛主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偉大教導，用自己血淚斑斑的家史來教育小喬，李師傅痛苦地回憶道：「在那吃人的舊社會，哪有我們窮人的活路。是毛主席領導我們窮人翻了身，過上了幸福生活，像你們這些窮人的孩子才得到上學的機會。可是有人讀了十幾年書，就忘了本，不願到農村，到艱苦的地方去，這對得起毛主席嗎？」

　　此話觸到了小喬的痛處，他沉痛地流著淚說：「李師傅，我錯了，是我沒有好好聽毛主席的話，忘了本，我對不起工人階級，對不起貧下中農，更對不起毛主席！」李師傅很嚴肅地說：「人民把你供養到醫專畢業，你卻不願為人民服務，不願到深山窩鋪去，你知道有多少貧下中農在盼望著你們？有多少病人在等著你們的診治？」老工人的話銘刻在小喬的心裡，他激動地拍拍胸前的紅寶書說：「我一定聽毛主席的話，堅決到深山窩鋪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我們當然明白上述語言有多少後加工成分，也驚異一個工人和一個學生的對話，語言邏輯上這麼完整，政策水平上這麼高超，但我們必須相信，這就是1968年的標準語言。

　　城市的小青年，不知農村艱苦，抱著中世紀田園詩的夢想奔向農村，也許自有他們的人生見解，而大批從農村苦水裡泡大的農民子弟要面對農村的艱辛，那真正是要靠理想主義的支持了。這裡邊的差別是很大的，最初的知青，他們一到農村就提出「首要的任務是教育農民」。這也是20年後，知青文化熱死灰復燃後，老知青們引以為傲的事情。他們企圖以此來證明，知青在上山下鄉時的苦難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石，並以此來證明知青一代為「中國最後的理想主義者」，事實上，在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苦條件下，其革命鬥士的尊嚴和高貴被生活的嚴酷毫不客氣地挫敗，我們相信，這時候他們心中澎湃的絕不是悲壯的理想主義，而是辛酸、貧賤和刻骨的怨火。知青就像當年阿Q對小D一樣，鄭重地提出「首要的任務是教育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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